“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干啥？

    中组部25日召开全国组织系统推进“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组织部长要主动与不跑不要的干部谈心沟通，跑官要官的就会受遏制，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就会减少。要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通过结对帮扶摸索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和帮扶机制，增强党组织对党员的凝聚力。要听取来访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与诉求，认真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以公道正派、可亲可敬的形象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

        李源潮号召组工干部在“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中多做基层希望做的事、认真听取群众呼声，了解基层和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的期盼，发现和总结基层创造的有效经验。在全体共产党员中树立“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的良好形象。“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是我党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一项十分正确、非常及时的具体行动，必将在党的干部培养、选拔、任用和密切干群关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离职后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了他管理干部时的一些感受。他说：“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时过境迁，较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放下架子深入基层调研，不俯下身子倾听群众意见，而是采取任人唯亲、顺我者昌的用人原则，造成社会上出现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使一些党性差、品质低的人混上领导岗位，但最终的落马下场，败坏了党的声誉、影响了干部队伍在群众中的形象。

        官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谈不上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更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最根本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真切希望“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要讲求实效，形成制度，在不断完善中永远坚持下去；通过活动，加强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真正建立干群之间的互信关系；在深入基层过程中，发现先进干部、训戒不良干部；为使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在世界金融风暴的大潮中顺利航行，即当好破冰船，更当好护卫舰！

新闻链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9362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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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田纪云同志2007年为《炎黄春秋》撰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自己在中南海的工作经历，并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其中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特转载于此：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生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西南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至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侯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二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
    
        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室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它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
    
        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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