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nxv.com/html/1/5/200905/26-2610.html
法律是对一个社会要求所有成员都需要遵守的社会秩序的规定，它对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维护着社会的正义与和谐。法律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公共性与平等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其内涵正义的实现。如果一件法律丧失了这种针对每一个社会个体同等的约束力，那么这件法律就丧失了正义性，异化成为少数人的私有工具，以致名存实亡。
法律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约束是通过以强大的暴力机关为后盾的公权来实现的。公权的核心实体就是各级政府机构，而各级政府机构则是由少数的执权者组成的。于是由少数执权者组成的政府机构及其指挥的暴力机关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公权实体。因此，任何一个地区的法律能不能去约束当地每一个社会个体，关键因素还是在当地政府机构中把握公权的少数执权者能不能利用暴力机关进行秉公执法。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的法律存在都要依赖于把握公权的少数执权者所处的自律和他律的状态。
为了保证法律能够公正地施与每一个社会个体，把握公权的少数执权者与一般社会个体相比就更应该处在自律或者他律的状态，严禁自己的私欲去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或者损害他人的利益。我们知道把握公权就必然会掌握着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而那些把握公权的执权者作为社会个体是有着私欲的，于是掌控着公共资源的公权就为少数执权者满足自己的私欲提供了一般社会人员所没有的便利条件。因此，公权增加了少数执权者私欲放纵和侵犯他人利益的可能性。
一旦少数执权者不能自律或者突破他律，其私欲就会利用公权掌控的公共资源来满足自己，乃至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时，公权就会失去自己公共的特征，沦为少数执权者私有的工具。比如在一个地方社会，公权的实体就是由政府和公检法等暴力机关共同组成的，如果该地区的少数执权者形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当地的公权就不再属于当地的全体民众，而是属于凌驾于当地民众之上的少数执权者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有了手中掌握的公权和国家暴力，往往就会肆意妄为，任意践踏法律的正义性。这时在当地就只有地方长官的意志在决定着一切，法律就成为了地方长官意志随意支配的私人工具，其公共性和平等性就完全丧失了，再多的法律在这些地方都只是一纸空文。如果要想在这种公权私有化的地区维持法律的作用或者申张正义，就必须有比这个利益共同体具有更高强度的公权实体对其进行干预，而且这个更高强度的公权实体必须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否则还要比这干预的公权实体更高的公权实体对其进一步进行干预。可以拿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邓贵大等三人**邓玉娇一案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只要对这起巴东疑案稍做一下常识性的分析就不难看出邓贵大本是这起**案的主犯，却因其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作为巴东地区少数执权者利益共同体的一员，才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了质变。当地政府在其指挥的暴力机关的配合下，对整个案件进行颠覆性的重新编造，把一个典型的“**案”转为“涉嫌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旋即成为犯罪嫌疑人，而**犯却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继而达到维护这三位成员以及该共同体利益的目的。
就在整个案件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我们对巴东地方政府及其指挥的暴力机关存在的任何“依法办案”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而巴东地方政府对外公布的所谓的“依法办案”本质上就是依据这个地区的少数执权者利益共同体的意志在处理案件。如果巴东县政府与恩施州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都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要指望比巴东县政府高一级的恩施州或者湖北省政府来公正处理此案，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案件恩施州的公安局不是一直在侦办吗？
因此，在一个公权私有化的地区，其法律只是少数执权者私有的工具，它不可能具有平等、公正的正义性。要想在该地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申张正义，就必须以有效的途径彻底粉碎这个地方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剥夺其行使的公权，使得法律在该地区能够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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