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今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如在山东省，今年山东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70万余人，比2008年减少了约8万人。(《中国青年报》5月29日)
对于高考人数的这一变化，有教育人士着重从教育分析：现在报名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之后，绝对人数少了；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就业神话破灭，高中毕业生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想法受到动摇，部分学生就转变观念，甚至不参加高考。他们乐观地认为：“高考人数下降，不是坏事”———“高考人数减少，社会的成才观也将逐渐从‘高考一元论’转变成‘多元并存’”，“人们可以更多地从孩子的自身特点出发，选择合适的成才之路，而不必‘唯高考、大学是从’”。
“高考人数下降”果真反映了观念的转变吗？笔者对此无法完全认同，“高考人数下降”背后隐喻、见证的与其说是“考生绝对人数减少”、“就业观念的转变”等教育外部的社会变化，不如说是教育内部的一种嬗变、危机———教育本身品质的下降、沦落。
比如，高考这一教育选拔、评价方式内在的公平公正品质的下降和不彰。稍稍分析一下今年高考人数下降的具体地区分布就会发现，山东、河南等人数下降最厉害的地区，恰恰正是那些高考人数最多特别是农村考生人数多、比例高，历年高考分数线也最高，最易发生高考移民的地区。这一事实显然说明，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正是这些地区考生特别是农村考生所以弃考、导致“高考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在我国大学生结构中，农村生源大学生比例急剧下降，正是一个不争的趋势。
数据显示，“30年来，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了几乎一半”。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最近饱受舆论诟病的几起权势家庭子弟高考加分不公、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便不难窥见一斑。这正如有大学人士指出的：“高考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
其实，教育品质的更大危机除了高考之外，也同样突出体现在高等教育质量本身上。在持续的“大跃进”式扩招政策下，我们的大学生数量翻番暴涨，确乎已是世界第一，但原本就不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因此更加稀薄、衰微，无疑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沉重的大学债务下，大学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化、逐利化的热情和能力，总是远远高于并压倒其提升教学质量、捍卫大学公益性的热情和能力。
更不用说，伴随着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痼疾的日益强化，大学学风日趋败坏，剽窃、抄袭等教育造假现象盛行。中国青年报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表示“后悔上大学”，其中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所以，笔者认为，若要想让“高考人数下降”真正变成“不是坏事”，眼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庆幸其中似是而非的“观念转变”，而是充分认识和警醒这一变化所折射的“教育品质下降”现实，并尽快着手全面推动目前我们已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进程，恢复和提升整个社会、考生对于包括高考和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教育制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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