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制争论与左派阵营的分裂
敬致
直截了当地说，左派中有一批人上了极右派和卖国贼的当！多党制主张不是中国内生的东西，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右派早期的公开态度表面上一直是抵制的，现在他们变了，因为中国经济上资本主义化了。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还没影子，贫富分化就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老大哥美国。有文章说，现在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13%，读了深感震惊。经过三十年的巧取豪夺，中国已经从经济上完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改革”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但是，共产党的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容许他们这么干，只要政权在共产党手里，就迟早有清算他们的一天，因此，他们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才能保全反民族、反人民、反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过，他们不敢一下子明目张胆地取缔共产党，因为他们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掌权。如果取缔了共产党，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就不合法了。
于是，他们开始宣传过去表面上不肯接受的帝国主义多党制的意见，但这只是一种反革命策略，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他们接受、鼓吹多党制已经不是现在的事了，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公开地在传播这一政治主张，其基本理由是：腐败的根源是一党执政。现在他们公开地宣传多党制，目的是把一个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搬上政治舞台，形成一种多党制的政治格局。这样一来，左派组织共产党和右派组织新党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左派共产党不听话，他们就可以效法蒋介石来一个“四·一二”大屠杀，以合法的名义彻底推翻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继续老老实实地服他们管，他们可以继续披着“民主”的外衣欺骗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人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所以在苏美联合封锁下顽强地建设了一个初步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中共内部一直有尖锐的左右派斗争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斗争机制与多党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内部对抗机制。这种党内斗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错误，一次又一次摆脱严重困难和危险局面的护身符。毛泽东深知它的重要性，他临终委托华国锋继任的深意在于，希望找一个温和派人物来平衡党内的左右派关系，保持党内斗争的对抗机制继续有效。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就一直在寻找接班人，但每一个物色到的对象都充满了权势欲，不是理想的继承者。最后，他希望找一个能力、威望不高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然而，这个动作太迟了，一切都未准备就绪。
极右派的特点是务实，嘴上“马列毛”，手上动真招。一面大讲“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面采取实际动作偷窃、巧取豪夺公有财产，三十年间忙得不亦乐乎。现在他们已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成了私有化，图穷匕现，正在设计下一个圈套，这就是对政权组织进行多党制的反革命改造，准备在上层建筑领域完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最后合拢。
相比极右派的老谋深算，左派是非常幼稚的。在右派提出多党制主张之后，一部分左派跑到了右派一边。这部分左派没有认识到右派反动派的阴险用心，接受了他们鼓吹的万恶之源在于一党专政之类的观点。右派提出多党制反革命主张，他们就跟着起哄。右派利用左派对政治腐败的不满心理，抓住一切机会骗左派上钩。比如，最近的邓玉娇案，本来是对右派不利的，但右派却巧妙地利用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宣传多党制主张，使得一批以左派自居者趋之若骛。而这部分左派之所以上当，根本上在于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素养——不满现实，又缺乏理论素养，就容易上当。
早在134年前，1875年5月5日，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写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中就严厉地批评了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领袖在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讨论两党合并纲领时向拉萨尔主义投降的错误。拉萨尔主义就是主张在不考虑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向资本主义国家谋求政治民主。这是一种既鼓吹工人权利，又不敢得罪资产阶级的懦弱主张。而马克思坚定地主张，必须先解决所有制问题，才会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权利。
拉萨尔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投机分子提出的机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和麻醉。当前中国左派阵营的上当者追随右派观点，实质上是拉萨尔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翻版。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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