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深谙“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具有最大的腐蚀性”的道理
有一个有趣，但很严肃、严重的世界性话题：在权力监督问题上，全世界的资英，都将自己“打在‘死结’之中”，而无法解脱，他们一边高叫共产党人一党领导下的权力“陷进了自己监督自己”的怪圈，而资英们自己——则不可自拔地跌进“金钱专制下‘金钱监督金钱’的泥坑”。
由是，在当今西方金钱专制——或曰“金钱民主”下，对权力监督屡屡失效，我们东方的改革（包括东欧各国和俄罗斯）也对权力监督“久试不爽”的情况下，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如何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创新型试验，但有一点认识，又在趋于一致，即：毛泽东试验的全民性监督，正是因他深谙“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具有最大的腐蚀性”“金钱专制下的民主监督必走向虚伪”的道理。
从理论上说，在现代，不但东方社会主义，而且连西方资本主义，都已认识到“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具有最大的腐蚀性”的道理。这一点，不成问题。尤其是马恩和列宁，都曾从国家学说和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等方面，论述了对社会主义领导者实行监督制约的重要性。
依常理而论，毛泽东在这方面应倍受颂扬。因为，国际共运中，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领袖象毛泽东那样鲜明、那样大量、那样集中地论述过这一点，并那么大胆地试验——力图造育出——社会主义新经验。
正确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有反复的历史过程，正确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实践还得有一个漫长的道路，毛泽东的突破正处在这两个过程的交接中，所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突破性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人们对此评价也大有差异，这也是正常的。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个人，不但对此有正确预见，还有他自己一直认为“马列被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的心理准备。就实而论，在中国，在世界，一切进行革命、改革性探索的人们,有这种精神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社会探索总会遭到一部分人反对（尤其开创性阶段，遭反对通常最烈）。再者探索者总会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失误和讹错。
简单而具体地说,毛泽东在这方面探索有三大事件:一是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二是196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三大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当家作主的思路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必须当家作主，推动历史前进；而人民则由来自人民的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首先是正确思想的领导，这一正确性得通过并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来保证。
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人民，人民不断为党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真正保证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动力。这就是毛泽东的动力模式。对这三件大事的功过是非，我们党已作出评价，并且充分肯定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作不倦探索、创新和突破的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认识这一探索的必要性──以启动和保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动力的作用，有着仍需历史进一步理会的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一历史新纪元、新阶段的革新创造，功绩不在于能否立即成功，不在于没有缺失（缺失总是有的），而在于敢于进行突破性探索。人们都会看到,今天，我们党仍十分重视政党建设，提倡廉洁，反对腐败,发扬民主,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尽管成效还不十分理想，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伟大探索的继续。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路漫漫其修远兮”，相信——我们党和人民仍将继续努力着“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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