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9岁市长28岁副厅谈毛泽东同志接班人思想对防止走邪路的极端重要性
近日，老衲长期思考的一个非常创新的观点，基本有些成熟，通过这个观点，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或用新的语言表述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创新思想。
而一些号称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却左一个浅薄右一个狭隘地根本不针对主要观点进思考就只看马甲一味地否定。这种做法使老衲对那些口号左更加厌恶。你天天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几个人会听？理论本来就需要与时俱进，即使是科学的理论，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也必须要联系新的实践，用新的语言来表述。
贫道从辩证法原理出发，结合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政党的常性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未见之前人论述的观点！
基于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导出以下结论：政党的自然属性决定政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价值取向，即政党的社会属性。而政党的社会属性，是派生于政党的自然属性，却受政党生存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发生变异。
执政的党，社会属性往往容易趋于保守，与其自然属性背离，从而产生裂变或蜕变，被它最初的支持者所部分地抛弃，如中国国民党和墨西哥人民革命党等百年老党丧失政权或发生裂变;在野的政党，社会属性往往容易趋于激进，往往能够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短期的需求，但却由于它的存在，在政治制度不成熟的国家，往往容易导致社会的动荡或秩序的混乱，如台湾民进党以及泰国的政党。
一个政党，如果想永远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永远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想吻合，就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完善机制，从而实现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吐故纳新，才能够保持其生机与活力。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毛泽东同志建国后一系列艰苦的大胆的不为党内多数同志所理解的探索，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包括哪些内容呢？具体地讲就是“六项原则、四大自由”。
六项原则即共产党员必须要坚持的党性原则：首先是理论素养的成熟，即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后来我们又加上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次是理想信念的坚定，即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第三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第四是组织纪律的严格，即要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组织纪律。第五是工作作风扎实，即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六是思想作风诚实，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六项选干部的标准，实际上是源于毛泽东同志提练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1964年毛泽东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有：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五条标准最为科学，这是1958年以后，中共和苏共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在第九评里首先提出的。而且是经过大约六年多的检验，在总结了我们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标准本身就是考虑到一些最基本的最必须的条件，它不仅包括了政治标准、而且包括了作风要求甚至还有工作方法上的要求。
历史证明，这五条标准是检验一切领导人是否合格的试金石。因为九评早在1959年就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九评的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因为通过科学的理论，是能够预见一些不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的。正如1919年人们通过观测到光经过太阳时发生偏转证明了相对论的正确一样，苏联的解体，证明了九评的正确性。然而使人悲哀的事，外国是认死理的，一旦事实证明他们原先的理论错误而新理论正确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错误的理论接受新的理论，所以爱因斯坦才能取代牛顿。而中国人是认“活理”的，什么对我有用什么就有理！实践检验其实不过是“实惠检验”！
仅仅有这五条标准还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把五条标准加以修改写进《干部任用条例》也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因为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现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已经证明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保障措施监督其贯彻实施，也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探索一套机制来贯彻招待这五条标准，使这五条标准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常识，真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范，成为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依据？怎么实现这一点呢？
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群众有罢工的自由，有批评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级领导人的自由，有充分的不受任何约束表达自已观点的自由，让群众有充分的自由结社的自由，让宪法赋予群众的基本权最大程度地实现！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实践探索出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差别的民主。
这种民主，基本上不因经济条件而有差异，无知小右虎豹类常以没有经济民主为由说那个时代不民主，其实那个时代，所有生产组织的领导人，都是通过群众非常自由的选举选出来的，生产小队、规模较小的工厂或分厂车间，基本上是海选！而且那个时代，人们的收入差距非常之小，人民负担的主要是基本的吃穿用的支出（农民要负担大部分自建住房的费用，当然集体会有所补助），基本上不为教育医疗花费什么。这怎么是没有经济民主？
干部制度六项标准看似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基本一样，但丢掉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其实就丢掉了干部标准的根本，即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不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人，必然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所以不能团结大多数人—这就必然会在一定地区一定领域的党内，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所以出现“替党说话替老百姓说话”的认识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丢掉了大多数这一最关键的要求，所以就可以方便“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人”，方便地“公务员选公务员”、“公务员评价公务中”，这种内循环的授权与评价监督机制，不导致干部队伍形成特殊利益群体才怪！而且正是由于少数人选人，所以才会有28岁的副厅和29岁的市长及其副厅级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现，而那些能力出众的踏踏实实为党和人民工作的老实人，往往需要30年甚至40年一点错误都不犯地加班加点地工作才能实现。所以天天讲不让老实人吃亏，却天天在伤老实人的心，信誉何在？
老衲前一贴，“仿佛回到起点”网友跟了一贴“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是:"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列宁)”这条跟贴，正是老衲撰写党性研究系列理论文章的目的所在---固然一个政党的性质由于多数成员的阶级出身决定，但由于政党内部制度本身的刚性以及领导人物的作用，往往会使政党的社会属性特别容易被社会政治环境同化，往往容易被领导人的错误思想所改变，从而使政党背叛了自己的成员而失败。最典型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本身就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
而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上台？就是当时苏共考虑其政治局领导层多数年龄太大，急于实现年轻化，不考虑政治上的坚定性，于是越级地冒然地并不加考验地提拔了没有中央工作经验的年仅50出头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工作经验严重缺乏，完全凭书本理论--不切实际的所谓“人民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机械地搞什么新思维和改革，结果最后局面无法收拾。本来戈氏设想只想让苏联改革姿色，没有想让苏联解体，结果不仅颜色变了，而且国家分裂了，分裂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民族仇杀和地区冲突。
所以，盲目地只坚持所谓年轻化和知识化而不强调革命化，不经过艰苦环境的考虑，就把一些政治上不合格的能够发出“替谁说话”问题的干部提上领导岗位，是非常危险的，这种现象不及时纠正，导致的可能不是变色的问题，很可能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如果出现了和苏联同样的情况，过程可能要比苏联残酷得多，一是我们的贫富分化相当严重，二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及苏联解体前的十一，三是我们的中老年和30岁以下的青年中，有一大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他们肯定会反对变色走邪路的。
而现实知道我们，无论是苏联的教训，还是我们干部选拔的具体实践，无论是人民群众的感受，还是我们通过政治党性两重性的理论分析，结果都指向一个：我们应当认真反思我们对前三十年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认识。正确的东西，应当恢复过来。恢复首先要从干部制度的改革入手，因为干部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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