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很多文章，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都将毛泽东看作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比如胡星斗就认为中国改革的最大的障碍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误解。从这套官僚体制方面去批评毛泽东，只能说是文不对题。如果我们不那么狭隘的去理解改革，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而且中国的改革先行者正是毛泽东。
首先，毛泽东和中国的所有开国元勋一起，是中国一整套政治体制的创立者，这一点没有问题，这并不是说，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想要zhuanzhi。当时，中国的一整套体制，是模仿苏联建立的，在当时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和广大民众的心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制度（要不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无数个像《潜伏》中的人物一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就像今天许多人疯狂崇拜美国的制度一样。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种种行径使毛泽东意识到了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威胁，毛泽东将其称为修正主义。后来中苏论战中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详细阐述了这种思想，中国称苏联共产党日益蜕化为脱离人民大众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党，我前几天刚读过这篇文章，都是当时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写的，非常经典，也很受启发。这也是毛泽东从1962年开始，改变八大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重提阶级斗争的原因。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消灭了土地权力和资本权力之后，赖以消灭土地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政治权力成了全民平等的最大威胁，这对永远站在被压迫者角度追求彻底平等的乌托邦天国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在随后开展的被称为“文革”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和当时党内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刘少奇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体制内的特权阶层，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体制外的五类分子，即已经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记者的谈话中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认为，刘少奇必须下台。文革初期这种斗争也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毛泽东的明确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趁毛泽东在杭州之机，派出的工作组将最初攻击党委的九千余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并又一次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体制外的五类分子。从这些分歧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这套官僚体制的最大的挑战者，而刘少奇则是其最大的维护者。前些日子在《人民共和国实录》里读被称为文革纲领的“五一六”通知时，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各级革委会成员由人民直接选出”，鉴于当时各级党委实际已经瘫痪，各级革委会是当时实际的权力机关，这份文件，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普选制的雏形。当然，刘少奇可能是真诚的相信，在这一整套现有制度下比较稳健的政策会更适合中国的发展。
当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文革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行，其间出现了许多曲折反复以及许多不应该的暴力行为。80年代初，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这些文革受益者相继淡出中央领导岗位。在地方，新一轮整风运动将40万文革政治暴发户排斥出了现政权，也就是说，文革最终以旧官僚的全面复辟而告终。从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不到十年的时间，同样的一批人，从受尽冤屈的“老干部”“老功臣”迅速蜕变为轰轰烈烈的贪腐大军，其角色转变之快，真让人跌破眼镜，能说毛泽东当年的担忧是没有理由的么？
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在文革中，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中国社会的蓝图，并逐步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努力去实现。很多人包括我以前都在为毛泽东扼腕叹息，认为他如果不发动文革，他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毫无争议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我现在认为，毛泽东如果不发动文革，就不是毛泽东，读懂了文革，也就读懂了毛泽东，读懂了中国革命，读懂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文革的研究，应该逐步跳出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的范畴，因为这一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得足够，而且我觉得有点过头了，有些人开始夸大或者虚构一些并不存在的所谓苦难来为某种特殊目的服务。对文革的研究，应该有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视野，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去提取真正为中国、为世界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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