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作为一名日本士兵，参与了侵华战争。6个月后，因为“看不惯军队烧杀抢掠”，他逃跑了。因为回不到家乡，他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并在这里安了家，从此再没离开。剩下的70多年里，他尽全力帮助周围的人，并拒绝了回日本。他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参与了6个月。
6月20日，坐在山东济南市一家小诊所里，这个老人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小孩儿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经101岁了，几年前，听力开始渐渐丧失，到现在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
但在街坊们眼里，他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一个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并在6个月后，挑了个黑夜逃走。他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
从眼前身材略微佝偻、步伐缓慢的老人，很难推想当年那个日本陆军士兵的壮实模样。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岁时，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他所说的那个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冈山县，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中国。
6个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但在日本老家，亲人们以为他早已阵亡了，为他摆好了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
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望东”。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他“挺满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国”。
不过，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这样，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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