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虚作假，官场还有多少真？
综观近段时间的焦点新闻，怎一个“假”字了得！不是吗？那29岁市长的论文造假，那重庆文科状元的民族造假，……不知道时下官场，还有什么没有造假？
29岁市长的论文造假，是迫于相关规定的压力。如果研究生没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那么，29岁市长就可能毕不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被襄樊市当成高级人才引进，当然也就不可能频繁地从这个岗位调到那个岗位，最后还全票当选为市长。这给人的感觉怎么有点急功近利的味道呢？
重庆文科状元民族造假，是冲动于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时可以加分的规定。如果考生不是少数民族，当然就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而重庆这名文科状元的高考分数，已经达到了状元水准，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画蛇添足！
不管是论文造假的市长，还是民族造假的状元，他们本身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他们也害了别人。因为这个造假，不管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受之，都污染了这个社会宣称的公正、公平之理念，让人们很难相信在官场上还有多少真！
我们不妨看看这“假”字流行在官场上的盛况吧！
先看看学历造假。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深圳官场学历造假的丑闻。当时，深圳对全市干部学历、学位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和清理，结果验出假学历(学位)证书107份，而清理和检查的重点是副处级领导干部和市管企业及市属一、二类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干部。也就是说，这107份假证书的拥有者大都是些头面人物。刚刚被查处的前深圳市长许宗衡，不也是一个假货吗？
又看看统计造假。2005年5月，湖北省发现和查处了两起统计造假案件。一是黄梅县统计局2003年虚报工业产值4.2亿元，2004年上半年虚报3家已停产企业工业产值1.5亿元；二是汉川市脉旺镇在2004年全国统计普查中，实际个体经营收入只有8000万元，却上报10亿元，比实际数多报了9亿多元。而据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介绍，2001年至2003年，全国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60%。他还坦称，统计造假问题已经成为“历史顽症”，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
再看看宣传造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件事。那还是2000年上半年，一位通讯员采写了一篇某企业通过“三讲”教育，激发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在电脑打字店，我看到那篇稿子的原稿上写的是20万元，他在交付打印的时候，将这个数据改成150万元；过了一会，他对打字员说：“这不够典型，还要改”。于是，150万元就魔术般地变成了680万元。我笑着调侃他说：“难怪现在的新闻没看头，因为除了那刊头上的年、月、日是真的外，其他的恐怕都是假的了。呵呵！”
至于什么注水报告、注水汇报、注水发言等等，花样可多着去啦，因为篇幅有限，无法一一例举。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亲历过、耳闻过许多造假的事情，对吧？
按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弄虚作假。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从不轻易题词，但在2002年10月视察国家统计局时，亲自书写了“不出假数”的题词。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也为之题词：“真实可信”。纵然如此，官场上的造假之风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目前似乎更甚。象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很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三鹿公司，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企业，竟然为了企业的那一点点蝇头小利，罔顾社会公德，在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这样的有毒物质，最后导致一个知名民族企业的崩溃！
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那位重庆文科状元的民族造假，我觉得倒是可以宽容的，毕竟不是他本人的行动，由于发现得早，没有造成既定事实；而那位29岁市长的论文造假，则是不能宽容的。为什么呢？一是这种行为是本人为之，二是这种行为已经产生了后果。因为他依靠此造假，不仅骗取了清华大学的一纸文凭，而且还骗取了襄樊市组织部门副处的任命。
有人认为，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论文造假上过于较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就会得到一个令大家都尴尬不已的结论。我们有目共睹的是，现在的官场腐败十分严重，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对贪官污吏太较真？如果你不较真于论文造假，显然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么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
大家为什么不想想，论文上的造假，就是意味着道德上的瑕疵！不管这29岁市长的能力如何强，但乘上了为0的道德系数，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可以为求得一纸文凭而弄虚作假，我们怎能相信他以后不会为官阶的上升而再次弄虚作假呢？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特别是被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官员，哪怕是微小的道德瑕疵，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我们的干部任用是“德”字为先。
常言说得好，贪为万恶之源，谎为万罪之始。官场上的弄虚作假，已经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蒙上了太多的粉尘，如果再不清扫庭院，那将会给我国的科学发展带来无穷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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