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宣布“暂缓”在境内销售的计算机上强制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过滤软件。这场因“绿坝”而引发的海内外轩然大波，终于告一段落。
一种据说是为了“从源头上防范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影响”的行政行为，却引发境外舆论的强烈抨击，并遭到国内计算机企业和用户的广泛质疑与抵制，这应该是政府有关部门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在6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发言人详尽介绍了预装“绿坝”的目的、意义，是否符合国内相关法律与WTO有关规定，预装对用户信息、上网行为的影响及软件的安全性等多项信息，充分满足了记者的“好奇心”与公众的知情权。但问题在于，许多信息是早在决策之初，甚至决策之前就应该公之于公，并征求公众意见的，而按照工信部发言人的说法，此前有关部门仅“召集”主要厂商即此一行政命令的具体执行人“进行了交流”，而对此行为可能影响的无数计算机用户，却视同空气，好像这些人与此毫不相干，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在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上，政府不顾民众可能的心理感受，完全只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行动。因此，民众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丝毫没什么可奇怪的。对许多民众来说，这样的政府就像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力”：政府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既不需要向民众解说，更不需要征求同意或意见；民众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这是一种专横而随意的权力行为方式，纵然它是出于好心办好事，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认同。政府视民众如“不相干”、“不存在”，民众自然成了“不明真相者”，视政府为不可信任，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推测政府行为，乐于听信“流言”及境外媒体。这种逐渐堆积的对权力专横的反感及不信任，是当下“非直接利益冲突”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一起厨师非正常死亡事件，可以造成湖北石首数万群众设置路障，不惜与警察暴力对抗？为什么荒诞不经的“山东东明起义宣言”，能够在网上迅速传播，并使得一些人深信不疑？这说明对权力专横行为的不信任与不满，在当下中国已越来越普遍，正在覆盖越来越广大的社会群体。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很多并非是三餐无着的底层民众，而是包括大量中等阶层甚至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或许在自己的领域内已有所成，生活无忧，但面对权力专横时，他们同样感到无能为力，只能任人摆布。这种因无力感而产生的焦虑与愤慨，因不可预知而产生的不信任，是他们愿意介入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以求得某种发泄的动因。甚至有一些公务人员，在自己掌权领域行为专横的同时，可能在其他领域也会遭受其他人的专横，他们心中也会积累不满，也可能参与到“非直接利益冲突”中来，以求发泄。邓小平在晚年反思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似乎正在得到印证：在经济高速发展、大多数人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对政府行为的不满与不信任却在增加，甚至可能已波及大多数社会群体。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高度失衡。失衡则紧张，紧张则磨擦、冲突不断，磨擦、冲突不断则不可持续。
是到了政府改变其行为方式的时候了。要消除民众因“被蒙在鼓里”而导致的不信任，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愤慨与不满，事后“顺应民意”作用并不大，甚至可能产生鼓动民众“将事情闹大，促使中央关注”的示范效应。政府惟有真正将民众视作平等的对象，在一切事关民众利益的行政决策之前，不但耐心向民众解释，而且认真听取民众的需求，征求其意见，而不是仅仅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代表民众，为民作主。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不但可采取听证会、民意调查等官方主导的方式，更可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搜集和研判民意，与民众互动。没有表达，就没有利益；没有沟通，就没有服务。一个自诩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的执政党，一个标榜“以人为本”的政府，有什么理由在行动前不充分尊重和听取民意，在获得大多数民意支持后再采取行动呢？
政府行为方式的这种转变，不但能真正保证“权为民所用”的行政方向，而且可以之规范官员的行为，压缩其自利化操作的空间，从而有利于肃清吏治，扭转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之颓势。因此，不能仅仅将这种转变作为指导性的要求，而必须将其具象化为相关的制度、法律，公布于世，让政府的所作所为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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