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大半生的黄金时期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度过的。三十年真的是沧桑巨变啊。就个人而言，从一个凭感觉做事到一个坚定的左派，这其中出现的矛盾与挣扎，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xx年，我给游行的学生捐过钱，并且大声说：我支持你们。还发出过“菜市口，斩人头”的感叹。这个事情过后，在单位领导的关心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相信，腐败问题是党能够解决的）。九十年代中期，什么减员增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也是拥护的。因为我的身边也确实有一些只拿钱不做事、牢骚满腹、又会阿谀奉迎的人，他们的收入甚至比我这个十分努力工作的人都多。我很厌恶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减下去。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对本单位领导腐败、特权的痛恨，与一位最为跋扈头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争吵，使其威风扫地（这是我最为自豪的一个事）。几乎是与此同时期，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风起云涌，城市道路时不时地被阻断。很多时候，要步行几站路回家。沿途看到警察与职工的对峙，听到一些议论，才知道企业改制是怎么回事。一方面不理解职工们为什么要这样闹，给人们造成不便，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安置好他们。另一方面也暗自庆幸这种事暂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我单位是合资企业）。但是，没有过多久，合资期满，我们也面临改制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多数人没有心思工作，我得以与他们更多地议论并回顾十几年来的工作经历。尽管我平时对某些事情感到过不满，但从未系统地考虑过。从他们的谈论和我自己的经历中，我还是惊讶地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受损的总是企业底层的人们、受益的总是企业高层。而我（企业中层干部）的确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尽管有些是我个人的性格原因造成的。为此，我感到愤怒。于是我第一个申请买断，头头们也就顺水推舟了。
买断以后的生活十分艰辛自不待言。重要地是真正走上了社会，接触了网络。大半年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已经是一个拥有数百台车的出租车公司老板，他希望我去他公司工作，先熟悉一段时间的业务，然后准备接任公司总经理。我去了三个月，还是离开了。原因很简单，观念的差别太大。我总想着怎么样在不损害公司和司机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工作，而他则是只考虑公司的利益。他常说：这个司机不愿意做可以换一个。但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通过他，并通过身边的生活潦倒的儿时伙伴，我感到这个社会全部变了，太残酷了。
扯了这么多闲话，只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我看到在一个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我这个坚定的左派是现实教育出来的。
其二、我只是在跳进悬崖的时候才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可悲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跳进去之后还不知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极右”的高明。
整个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社会的动荡如此的小（相对而言）。其根源是百姓对共产党的信赖。但是事到如今，百姓的信赖还残存多少？这个可能不需要明言了。这些结果正是“极右”者所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的阳谋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尝试着看看“极右”的企图：你不是要发展经济吗？那我就一步步去向你建言，经济方面，什么承包经营、现代企业制度。。。。。。直至私有化。最终动摇你的经济基础；政治方面，什么扩大地方自主权、不换思想就换人、为发展保驾护航。。。。。。。直至官商勾结、亦官亦商；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引进西方的生活方式，倡导个人主义，贬低民族英雄。。。。。。直至中国人重新成为一盘散沙。
而这一切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使其有效实施，这个基础必须不使高层发生动摇，这一点他们也做到了。最近公布的2900多位亿万富翁就是不动摇的基础，他们实际上充当了“极右”努力的代言人。在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极右”努力对他们发起抨击，那不是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还有利用价值，时候未到而已。
他们上述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阴谋成分，只是顺势而为。但是，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看出其中的狼子野心。所以，有了茅于拭的：社会不公，不是富人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有了吴敬琏“改革体制”的单项选择。等等。总之“钱进我的腰包，麻烦是政府的。”轻易地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就像是某人正在用水扑火，而这人所信任的人却递上一桶油。事后，他能用“油不是我泼出去的”来辩解和推脱吗？
不仅如此，他们现在跟着左派一起大力的反腐败，只不过他们反腐败是要证明共产党已经腐败了，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想将既得利益固定下来、合法化。这是清醒的左派都能认识到的问题。
古有奸臣，他们欺压百姓、谋取私利，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但是他们都力图维持当时的皇朝统治。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古有庸臣，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但不主动为恶。。。。。。。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将这些“极右”势力归于哪一类，只能说是颠覆者。哪怕是阳谋，也是用心毒辣的阳谋，是将置国家、人民于别国附庸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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