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文化苦旅》悼念任继愈老

    这是一篇旧文章，是2002年5月23日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之际，看到余秋雨先生在央视的表演，写给余先生以及余先生之流的。惊闻任老先生过世，实在无心撰写新文字，谨以此文悼念任继愈老。

   永恒的文化苦旅 　　

 早就听说过余秋雨先生的大名，心仪已久，今天终于在电视上得见大师风采，于是便急匆匆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请他帮忙买一本先生的大作《文化苦旅》。朋友很实在，第二天就把一本装帧古朴香气十足的崭新图书放在我眼前。我更实在，连谢谢都没说就一头扎进书中，追随着先生的脚步，满怀憧憬地进行了一次“文化苦旅”。拜读完毕不禁心生感慨：人家这才叫有学问，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骄傲和自豪，而且作为当代文化大师，适度的惶恐和谦逊也处处可见，谴词造句都与凡人不同。　　

 阅读大师的作品，手头若不预备一本词典，有些字真还叫不准，有些词也是理不清。查过之后方知，原来大师用的词跟我们凡人用的词是一个意思，但大师的用词比我们常用的漂亮得多。本来嘛，文人做学问，素来讲究严谨而复杂，说白了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模糊化，模糊问题边缘化，边缘问题尖锐化，尖锐问题笼统化，笼统问题自然就会简单化，然后再把简单问题重新回归复杂化，如此往复，“学问”就做圆了。比如学者和读者，虽然一字之差，那可是天壤之别，前者可能是大师，后者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凡人；又比如评论家与批评家，也是一字之差，但前者似乎以吹鼓手居多，后者可能与叛逆者同类。也许这正是大师与凡人的不同之处。可见，大师与凡人的差距，一点都马虎不得。感慨之余不由得思考再三。　　

 思考之一：不由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当年所做出的努力。他们咬牙拼命非要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以此表示他们是学者？还是以此展示学者的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恐怕都不是。既然那场运动被称作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旧文化的差别就一定不只体现在语言和文字的使用上。文言文比之白话文，既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又措辞优美对仗工整，何必反对它呢？我想，那些文化先驱们，并不是简单地推广新的语言或新的表达方式，而是在推广新的思维，因为语言是思维工具，理所当然应该先从工具上入手进行改革。只有思维的工具不同了，思维的方式与结果才能产生新的不同。　　

 有鉴于此，我也诚恐地建议余先生，在以后的著作里最好别用生僻词汇，免得在思维上形成不必要的累赘，也免得给读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山坳就远比‘山岙’常见得多，战乱也远比‘兵燹’易于理解，至于‘逼仄’就更为多数人所不常用。在家里读书还比较好说，如果外出旅行，又喜欢先生的文采，岂不还要多带一本词典么？况且先生的学问已是尽人皆知，大可不必用生僻词汇来展示，否则要细读先生大作，就真的成了文化苦旅了。其实再生僻的词在学者眼中也不一定生僻，但是再伟大的作品，它的读者也多数是普通人，所以大师们在著书立说之际，实在不能光想着用识字的多少来展示自己的学问，也不能光想着怎么说才让自己觉得过瘾，更多的还得为广大读者们想想，尽量使他们很容易读懂你们所著之书和所立之说。真正的文章在于思想的表述而不在于形式。若求词句华丽，不如干脆使用文言文。　　

 思考之二：吊书袋是文人通病，文化大师也未能免俗。其实不见得读过多少书就一定有多少学问，关键要看读完之后能够产生多少思考，更得看这些思考是否真正具有深度和价值。生僻词汇用得多，或者思考的深度不能使后续读者产生更加深刻的思考与共鸣，不见得就不会影响到文化学者的文化人格，而且也不能尽显文化学者的文化良知。知识跟学问本来就是两码事。　　

 余先生在很多篇章里都提到并且反复强调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我想，这是先生所不断追求并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某种境界，也是先生向所有文化学者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唤与感召。我本人就非常受感动，也因此由衷地佩服余先生，尽管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连半点文人的资格也够不上。感动的同时，我又觉得先生的思考还有些不彻底，眼界也有点放不开。不知是先生故意有所保留，还是因为先生读书太多，见世面太广，或者因为某段人生际遇，从此变得老于世故，因而使我们期盼已久、终于出现了的文化大师又重新回归到只是文人而已？余先生的思考、呼唤与感召并没有脱离实际，只是还未真正上升到关乎时代命运的高度，没能喊出振聋发聩、足以搅起激烈震荡的时代强音。　　

 文化大师与普通文人有很多差别。人们对这两者所寄予的期望也迥然不同。普通文人之所以为文，无非为了养家糊口或评级长工资，大不了就是演讲出书，自吹自擂自娱自乐而已，育人轻易谈不上。广大读者不会对他们寄予更多企盼，甚至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存在。文化大师则截然不同，他不仅注定要受到万众瞩目，肩上也实在担负着引导文化潮流的责任，从而影响全社会各个方面的走向。这是时代赋予文化大师的神圣使命，任他如何惶恐或谦逊也是推脱不掉的。　　

 古今中外那些被称为大师的人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无一例外是因为他们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也无一例外是因为他们通过这些作品发出了所处时代的最强音，并强烈渗透着未来的呼唤与感召。他们不光是新时代的发起者，更是旧时代的掘墓人。失去这两个特征而又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研究成果和造诣，被称为大家是勉强可以的，能否成为大师就未必了，正如秦桧、蔡京足以因书画水平的高超而被称为大家，而无论书还是画都远不如他们的鲁迅却毫无疑问地被称为大师，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里面一定牵扯着余先生所说的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但是，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是不是独立于人格与良知之外的某种东西？余先生没有明确解释。这正是我想要请教余先生的。　　

 就本质而言，文化是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反映出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行为结果所反映出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是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的综合反映；就形式而言，文化是知识和信仰的积累与表现；就内涵而言，文化就是一种趋向和凝聚力。价值观和审美观决定着人生的行为取向。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是不能独立于人格与良知之外的。这是我个人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我从余先生的字里行间也闻出了差不多相同的味道，尽管在先生的语言描述上找不出丝毫证据。不知是余先生真的意在言外还是我自做多情？非常希望余先生详细阐明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的确切内容，也非常希望余先生为我们解释一下文化的真正涵义，从而结束我们这代人在内心里默默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文化苦旅。　　

 思考之三更加简单明了：真正的文化大师无一不是所处时代的伟大批评家，他们大多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他们发出的声音实在震荡着那个时代的五脏六腑。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余先生比一般人更加了如指掌。至于有些本不相配的人也被置于大师之列，部分原因是所处时代的文化贬值，更多是由于某些人的不学无术或刻意逢迎。正是因为某些人出于某种自我需要，经常强奸文化的本意，才致使文化日渐憔悴，而批评家却因为惯于惊扰他人的美梦，被驱赶到不知哪里去了，以至狮子们仍在酣睡，以至万马齐喑，人人都不得不学会忍受驴子的喧嚣。　　

 我们日常听到的有关文化的阐述，大多是就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离文化的本质相去甚远。那是对整个社会的误导，更是对时代和未来的不负责任。即便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充满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如果主观上刻意逢迎，就等于对人格与良知进行亵渎。那样的作品即使再华丽再好看，也只能具有捧臭脚之功用，表面看来犹如天仙美女，骨子里却正是谄词献媚摇尾乞怜的癞皮狗。如今的文化学者，不只缺少足够的人格与良知，更多的是缺少骨气。百花齐放应该是多种不同的类别而不是同一类别中的一百朵，百家争鸣应该是多种不同的声音而绝非一百股相同的臭屁。文化学者的责任，不只在于对文化的脉络与走向做表面探索，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本质进行梳理。我们需要的不是诗人与学者面对历史的沧桑发出怎样的呐喊与感慨。那不叫良知而是呻吟，跟强盗与小偷已经走远而家犬才迟迟发出狂吠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由衷地希望余先生思考得再彻底一些些，眼界再放开一点点，因为相同的话由普通人说出来恐怕连屁都不如，但如果出自先生之口则可能变成万钧雷霆，也好把昏睡百年，如今还在继续昏睡的狮子们，震得立即跳下床来，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引自《文化苦旅》）　　

 余先生在书中不无惶恐地郑重提示到，上海的师傅们素来有着不屑与外地人商榷的老传统，所以我也不无惶恐地郑重声明：绝无破坏府上规矩之意，商榷不商榷都是可以理解的。多说一句不过是进一步展现您自己的文化良知，少说一句无非是继续维持您个人的所谓人格。对于具有独立人格与深切良知的人来说，哪一位不在进行着永恒的文化苦旅呢。　　

東 樵  　　

2002年5月23日于锦州  　　

2009年7月12日修改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