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同志的逝世比季羡林的死早了几个钟头，但各个主流媒体第二天的新闻头条标题赫然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病逝。过了一些时候，开始有媒体把任继愈同志病逝的消息放出来，人们很奇怪，凭什么死的早的晚报道，死的晚的早报道呢？原因在于任继愈同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成果造了孔老二的反，也就造了季羡林的反，最终造了企图用国学教中国人民下跪的改革教的反。因此他的死当然要被改革教所掌握的主流媒体刻意淡化回避。
任继愈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家，是毛主席高度赞扬的学者。他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儒学宗教化的研究成果和深入批判，是中国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称任继愈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师毫不为过。
但人们就不知道季羡林这个国学大师是怎么回事，直到他死了，他的一些弟子前去跪吊他，很多人才明白季羡林这个国学大师研究的是什么，那就是“跪”的学问。一个人研究了一辈子学问是为了让别人下跪，奥运会上那三千人下跪的丑陋一幕原来就是拜季羡林所赐。中国的主流力量很需要季羡林的跪学，因为他们就需要中国人民为他们下跪。
中国的当前的主流力量是那些人？即官员、先富、以及为官员先富充当走狗精英专家们，而他们是由改革教所统摄的，而改革教完全由美国遥控。谁敢不听美国的话，就得小心自己海外的存款和资产。主流力量近些年来拼命宣传两种东西，一个是国学，一个是普世价值。但从表面上看，以中国儒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国学”与美国中情局杜撰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根本矛盾的两个东西。举例来说，季羡林所推崇的“跪”到了宣扬平等的普世价值里算是什么玩意？难道是钱文忠和季羡林享有的普世价值吗？
事实正是如此，这两种看起来根本矛盾的东西在改革教这里实现了统一。统一在哪里？统一在“国学”和“普世价值”都否认生产关系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划分，否认生产关系的平等是真正的平等，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只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个体矛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个体矛盾是可以在生产关系不平等基础上通过仁义、道德、民主、自由、人权来解决的。因此改革教需要这季羡林的国学和中情局的普世价值来欺骗劳动阶级，防止他们掀起阶级斗争，造了改革教的反，造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反。
因此，以儒教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必然宣扬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普世价值，“官学商”统治人民大众是普世价值，强国欺凌弱国是普世价值，学生跪拜老师是普世价值，中国向美国投降就是普世价值，总之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就是普世价值。剥削阶级享有剥削的民主、自由、权利；劳动阶级享有被剥削的民主、自由、权利。所以钱文忠向季羡林下跪就是钱文忠和季羡林都享有的普世价值。季羡林终生没有为中国劳动阶级说一句话原因就在于此。
只要生产关系上不能实现平等，所谓仁义、道德、民主、自由、人权都必然是为剥削阶级统治劳动阶级服务的。有鉴于此，毛主席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造反有理”。造反的目的就是最终实现和维护生产关系上的平等，只有在生产关系上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差别，人们才享有真正的仁义、道德、民主、自由、人权。
“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生产关系的平等”才是劳动阶级唯一的普世价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劳动阶级唯一的国学，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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