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早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时，本人就写下一篇内部思政研讨交流稿，题目是《经济学主流七怪》，后发帖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内容如下：
一、“舞市场”
舞者，漫天飞舞也。市场经济本无可厚非，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内引入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旨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目的是明确的，手段也是可选择和互补的，但令人不解的是：把手段之一当追求，凡出现的问题皆归结为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乃至于归结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为了完善手段之一的市场经济，而宁愿放弃目的规定之一的公有制为主体，这种本末倒置的异化，恐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异化论者也会自愧弗如。
比比皆是的市场浪漫主义，四处弥漫的竞争万能论主张，不是舞市场，又是舞什么呢？
二、“励股份”
励者，鼓励也。股份制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组织关系，有学者简明扼要地将其特征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业主（资本家）投资持股；二是委托或授权管理者经营。而真能站住脚的特征只有第一句话，即业主投资持股，因非股份制企业同样可以委托或授权管理者经营。这样，股份制企业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其微观生产关系上的差异也就仅反映在业主之间上，即独资没关系，合伙有差异上，但简单的事情却被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神圣化和复杂化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股份制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代名词，不股份便是不现代了。股份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某些大事一家一户的资本无能为力，这才产生了股份制这种社会财产的组织形式，才产生了把资本这块饼子做大的主客观需要，事情本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并不这样看，饼子做大做不大不是要害，现有的饼子分不分得清晰却很要紧，即便是一口一个的小饼干也要股份个清楚，因为产权不清晰如何要得，于是管你企业是“大蛋糕”，还是“小月饼”；管你是市场问题，还是管理问题；管你是国企，还是乡企，他们鼓励的只有两个字—股份。
三、炒破产
企业破产和人有生老病死一样本不值大惊小怪，怪就怪在其成为经济学界某些人的鼓与呼，人生老病死是一种规律，根据现在人们已认识和掌握的情况看，无非有内在基因的问题和外在环境诱变的问题，不管你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但尽管如此，没见有那一种人的医生鼓励过死人的，也没见有那一种人的医生偏狭固执地以为某色人种独有不治之基因的。不治之症的无奈虽然萌生了安乐死的主张，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落实在病人是否痛不欲生上，否则就是谋杀。只要不是病人痛不欲生、决意求死，医生总会坚持救治到其自然死亡为止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在人道上与医生有天壤之别，一是他们固执地以为公有制企业，东方裙带资本主义企业独有不治之基因。二是他们根本不顾这些企业是否痛不欲生，是否还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欲望，统统一剂药方—破产，死得越快越好，什么安乐死、不安乐死的，他们信奉的安乐原则是“长痛不如短痛”至于死亡的痛和卧病的痛有什么本质差别则不是这些没心没肺的家伙所愿意考虑的。更可恨的是这些家伙们确认不治的方法太过粗糙，医生望闻问切、X光、CT之后，不经会诊也不轻易断定不治，而经济学家们似有先入为主的主观特权，懒惰一点的狮子（国企）因为没有好动一点的猴子（私企）活跃就是缺乏效率，就有着天生不治之基因。
四，饭缸现象
饭缸者，比饭桶大也！经济一词字面上本有经邦济世之意的，在今天这个依旧不平等的世界上，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面对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与危机四伏的时代政治经济大背景，多么需要自己足智多谋，洞若观火的政治经济学精英啊！然不无遗憾的是他们一次次地让人失望，一次次地落入别人上兵伐谋，精心设计的政治经济学理连环套，先是被新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所俘，继而又为凯恩斯陷阱所陷，挣扎出陷阱的步履踉跄者又十分可悲地误入了所谓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如此三番五次地执迷不悟，如此五次三番地屡屡中计，又岂是饭桶所能形容的。
五、留伪痕迹
不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只能在表面兜圈子以现象解释现象了，不能存真，自然也只有留伪了。新古典的破产，凯恩斯的水土不服已渐为人识，好在那都是外国人的正版原装货，怨不得我们的知识倒爷。然而不幸的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并不都是原装货，有些还偏偏加进了一些自己的发挥，什么东欧的“短缺论”，什么俄罗斯的“短痛论”，什么东南亚的“裙带论”，什么“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什么“四小虎”的增长奇迹，“软着陆”欢歌未了，“过剩调”哀曲即到，何以如此鹦鹉学舌少主见？何以如此人云亦云无从容？
六、伪杰人物
现如今的中国，尽管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尚寥若晨星，但声名不小、文“丰”论“富”的经济学家却已呈泛滥之势，动辄便是对中国改革最有影响的人物云云。总设计师究竟受了他们多少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说改革成就中有他们的一份贡献人也乐得接受，改革开放毕竟需要全民的知识与智慧，中华改革复兴之光，所有中国人共享本没有要什么人例外的。或许是经济学家的理性让他们觉得不例外就不足以个人效用最大化，或许是他们觉得东方的日月还不足够亮，于是便例外地借西方之光给自己多套了一些最有影响等等之类的光环，并窃以为是自己在发光。
过去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大都阅历过波澜壮阔的四海翻腾，大都感受过风起云涌的五洲震荡，有过血与火的锤炼，有过疾风劲草、烈火真金般的考验，所以，他们精神上的大距离愈远却见得愈大。反观我们今天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则是距离愈远愈见其小，特别是在民族经济兴亡的关键时候，其理论的苍白、学说的无效愈见毕露。
七、众捧荣
众者，此处非劳动大众的众，乃三人成众之众也。一脉相承，情结西方理念者又岂止三人，于是便也有了捧场之众的基础，便也有了西方经济学买办们生意繁荣的基础。
此文草就至今已经十年有余了，以今天的眼光看，的确不能算是本人当年“愤青”啊！恰恰相反，本人当年有点“愚氓”了，竟然迂腐地以为什么“中华改革复兴之光，所有中国人共享本没有要什么人例外的。”当年不曾“愤青”到的是“屁民腔、刁民调和推坐论”，也不曾“愤青”到的是堂堂将军竟会忘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那支像太阳的军队，主张起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来了。哎！当年的“愤青”的确是偏激了一点，怎么就光看到经济学主流猪身上黑，没看到上层建筑里也有更黑、更多的乌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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