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反思的理论价值

邓小平晚年反思的理论价值

□梁煜璋

　　日前，看了宋福范教授《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和网友景珂《邓小平晚年反思的四点重要启示——有感邓小平晚年对发展道路的反思》两篇文章，也看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录的邓小平与其弟邓垦1993年9月那次谈话的内容。笔者认为，邓小平这次谈话，抑或是他的晚年反思，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即是对他亲自开辟的发展道路和创立的理论体系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审视和自我完善。

　　邓小平在与其第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所以，我们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

　　这篇谈话有这样几大亮点：一是继续肯定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这是“大问题”，实际上还是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他一贯强调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动摇不得，不讲发展连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可见，这里邓小平的“自我反思”不等同于“自我否定”。二是对分配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按劳分配”（即致富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推进到了现实的“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大问题。三是正视和承认了“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的现实，并且也承认了“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实。这里的分配是指财富分配，即“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的现实。四是对两极分化也有了新的认识，不像过去估计的那样严重，认为一旦出现两极分化就表明我们的政策和实践失败了。现在看来两极分化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是不能遏制和解决的，“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五是对发展也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认识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正如矛盾不会消失，但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发展也是这样，不发展是个矛盾，发展起来也还会有新的矛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六是把解决发展问题（即致富问题）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问题）要统筹兼顾起来，也是把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起来，坚持“两条腿”走路。

　　这其中包含了两大理论上的突破和创见，即：一是对分配的认识的突破和创见，已不局限于收入（劳动报酬）分配，而是拓展到了财富（GDP）分配，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讲，即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分配要体现社会公平，而且劳动成果的分享也要体现社会公平。二是对两极分化的认识的突破和创见，一改过去拒绝承认的态度，现在看来，在一定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的。从本质上讲，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制度性的，不可调和的，而我们一定发展阶段存在的两极分化是政策性的，是可以利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力量加以调整和完善的，进而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也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即要始终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有它有利的一面和有弊的一面，而且这种利害关系会随着阶段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必须适时打破固有的观念和程式化的理解，并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进而实现趋利避害，到达我们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