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和“极右”是两种长期存在的社会思潮，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以秦末项羽和刘邦为例，项羽兵多将广，且自身“力拔山兮气盖世”，英勇无比。他直面秦军主力，九战九捷，气势何等高涨，战功何等辉煌？然而按照事先在“义帝”面前的约定：“先到咸阳者为王。”结果先到者竟是兵少将弱者的地痞刘邦。原来刘邦听从了谋士张良的意见，避开秦军主力，抄小路直奔咸阳，沿途与军民＜约法三章＞：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此举大得民心，深受群众拥护，畅通无阻率先到达咸阳，到皇宫转了一圈，不敢自己称王，移师城外等项羽。项羽的谋士范增设计了“鸿门宴”，意欲除掉刘邦。然而刘邦的谦卑使项羽丧失警惕，放虎归山，终至被“十面埋伏”，自刎乌江。
一代英雄，凄然谢幕，引起后人感叹。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赞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最具代表性的诗是杜牧和王安石先后题写的《乌江亭》。杜牧叹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后来的王安石不同意杜牧的看法，他写道：”百战疲痨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孰是孰非，是历史学家评论的事。
我要说的是项羽在刘、项争斗中犯了“极左”和“极右”的错误，大家知道，项羽痛恨秦王朝，入咸阳后不是首先安抚百姓，善待俘虏，而是火烧阿房宫，杀秦王家眷五百余口。这种“极左”的做法能争取民心，团结大多数吗？他诛杀“义帝”，自称“西楚霸王”，也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也给刘邦讨伐项羽提供了口实和炮弹。而他在很容易消灭刘邦时，始终不采纳谋士兼亚父范增的意见，使致刘邦坐大，最后被刘邦消灭。这不是“极右”又是什么呢？
中国有句成语叫“物极必反”，很符合辩证法，无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中有句流行语“极左和极右是一对孪生兄弟。”这话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武汉有个鲁礼安，先搞了一个“敢死队”，虽有点“左”，但是为工总翻案还是有功劳的。可是在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时，鲁礼安却不回学校而在社会上拉起一个小山头“北斗星学会”，说是要去发展毛泽东思想；接着拉了一帮人自称“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反对新生事物——革委会，要去搞农村革命；进而以“扬子江评论编辑部”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真是有点“左”得可怜。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地下组织”，走资派以清查“北、决、杨”为借口，向湖北、武汉造反派举起了屠刀……而毛主席逝世后，鲁礼安又摇身一变，大肆“非毛”、“反毛”，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叛徒，完全滑到“极右”的方面去了。我今天无意指责某些人，只是以此为例说明“极左”和“极右”往往是互相转化的，有时根本就是一家人。
无论“极左”还是“极右”，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但不能团结大多数，而且本质上就是把自己置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前段时期甚嚣尘上扬言“族毛杀左”的所谓“冲锋大队”就是一个“极右”的怪胎，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的冲锋队和拉登的基地组织，好恐怖呀！但他们不但没吓着谁，反而使广大人民认清了极右的真面目。他们越这样做越脱离群众。在左派内部，都知道少数“极左”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害群之马”；反之，“极右”分子在右派内部也必定是不受欢迎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正是不断排除“极左”和“极右”的错误干扰，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毛主席始终教导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全心全意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上海“工总司”能一统天下，为什么王洪文武力攻打激进的“上柴联司”得到毛主席默许和肯定，根本原因是在路线一致的情况下支持大多数的问题。记得当时，武汉的激进派是同情“上柴联司”而不认同王洪文的。有人说王洪文根本是偏保的。他的成功除有张春桥、姚文元支持外，重要的是他能领导和团结大多数。能否团结大多数也是区分“极左”或“极右”的一个重要标志。周泉缨曾私下认为，当年蒯大富如果能快速拿下“四·一四”，历史可能改写。文革的最终失败，原因很多，而“极左”和“极右”不断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在资改派和右派肆虐的今天，“颜色革命”随时可能上演。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既要百倍警惕“极右”分子的疯狂和血腥，揭穿他们用反“极左”的旗号来反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谋，同时又要防止真正的“极左”扰乱我们的队伍。我们只有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用正确的路线和方法指导自己，坚定不移地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排除来自“极右”和“极左”两方面的干扰，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200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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