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官场贪风日盛，民怨不断加剧，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刻不容缓。有关政策能否推出、如何执行，已成为检验政府反贪腐决心的试金石。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份刊物上周刊登署名文章，一方面承认官员家庭财产等讯息很可能牵涉公共利益，不属个人隐私，应公诸于众；但另一方面又提出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理由是这些官员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此举可令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
文章还列举先让新官公示财产的三大好处：绝大多数官员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可令官员队伍比较稳定，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新官要更上一层楼，公开财产和接受监督理所当然；民众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期盼已久，迈出这样一步，他们一定会欢迎。
只要新官公示财产，此种选择性公示财产 是不可取的，一定会令民众大失所望。官员财产公开，是一项面向所有公职人员的制度设计，不存在先来后到的区别，更不能选择性公开。新官要以先公示财产的方式来学习清廉官场规则，旧官则可以站在一边看热闹，甚至继续以权谋私，这样的选择性公示财产有违公平，流于形式，旨在迴避矛盾，是对百姓彻头彻尾的愚弄。
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一直困难重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不久前仍声称，目前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继续研究。然而，社会舆论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条件早已成熟，事实上，最大的阻力来自官员本身。一位多次提议就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曾作过调查，发现受访官员中有九成七持反对意见。为官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公开财产是官员的义务，没有接受公共监督的意识，这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毫无寸进、举步维艰的关键所在。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贪腐的最有效机制之一，透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公民权利对官员权力的监督，既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实现真正民主与法治的需要。选择性让新官率先公示财产，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和国民的期待背道而驰。
公职人员食民俸禄，权力由人民赋予，既有服务民众的义务，同样有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在这场涉及官员财产申报的博弈中，民众坚决支持，官员绝大多数反对，这种壁垒分明的状况，无疑是对执政为民理念的极大讽刺。近两三年，政府在新疆阿尔泰以及四川高县试点推行相关制度，但具体成效如何，至今没有公布，外界也不得而知。中纪委日前在四川高县试行基层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官方媒体对此赞不绝口，但民众对此却普遍不看好。据说，当地官员的牴触情绪很大，心不甘、情不愿。地方官抵触，一方面是他们的财产有见不得光的部分，害怕家庭财产申报后，被民众抓住把柄，陷入牢狱之灾；另一方面，上面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都没有申报，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芝麻小官申报？这些地方官当然心里不服。
其实，一项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往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带动，才能由点及面地展开。如果中央官员不带头，地方官自然会敷衍了事，不会太认真，这项改革也就会无疾而终。以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为例，试点了那么多地方，又试行了那么多年，但至今仍然难以落实。
最近几年，内地贫富分化加剧，关于高干家庭利用特权巧取豪夺的传闻遍及海内外，很多媒体关于国企改革及股权交易内幕的披露，都隐隐约约地指向中央官员，更有人绘声绘色地形容，北京已形成新的四大家族。这些传闻不管是真还是假，经过放大之后，对民心都是极大的刺激，从而会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如果中央官员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将家庭财产公告于天下，并接受国人的监督，相信任何传闻都会不攻自破。否则，只能让传闻愈传愈广，即使是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前苏联垮台时，苏共高官享受特权保障，贪污横行，民众怨声载道，高干子女千夫所指，在最后时刻，苏联高官中有人提议公布官员财产以取信于民，可惜大厦将倾，已经为时过晚。
可以说，中央官员带头公布家庭财产，并督促全国官员一体遵照，是争取民心、争取政治主动的关键，而且早公布早主动，晚公布或者被迫公布，则很被动。那种以拖待变的鸵鸟政策，只会使问题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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