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虽然是“打”，但又不同于“打”。被打的一方，有还击之力，可能还击，也可能不还击，但即便被打方选择不还击，还击之能力也还是有的。殴则不然，殴方与被殴方往往实力悬殊，被殴方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比如，我一不小心打了泰森，就不能称为“殴”。另外，殴还含有贬意，我们有时说“该打”，却很少说“该殴”。八年抗战，我们“打”跑了日本侵略者，也不能说我们“殴”跑了日本侵略者。
近日发生了两起被称之为“殴”的事件。一起是通钢的工人“殴”死了一名总经理，另一起是2009哈尔滨国际动漫周最后一天，一位孔姓男主任“殴”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参赛女选手。通钢工人的“殴”是否可以称为“殴”？从实力对比上看，似乎可以称之为“殴”，如果从事发原因上看，称之为“殴”又似乎不妥。孔姓主任的“殴”也有一点原因，说是被“殴”女孩扔了奖状，扯了证书，“砸了孔主任的场子”，扫了孔主任的面子，所以一身酒气的孔主任便有些按捺不住，便“殴”了。砸场子、扫面子，女孩固然也有些许不当，但毕竟没有“殴”一位五大三粗的男人的可能。再说，妙龄女孩的粉拳，就是“殴”一个大老爷们儿几下，也无大碍，她毕竟不是霸王花。然而孔主任还是毅然、决然地“殴”了这位妙龄少女。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个“打”字在里面，不同的是，据主办方称，动漫周胜利闭幕了，其实胜利主要是孔主任的胜利，动漫周是否胜利闭幕，值得商榷。而通钢事件，没有人宣布胜利闭幕，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
动漫周事件虽然也反映了“主任”、“长”之类“高素质”干部中存在的可恶的官僚主义思想以及浮躁的、扭曲的心态，但毕竟还不普遍，且直接起因多半是冲动。通钢事件就远没有这么简单。这可能只是个开端，只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工人因为改制、重组闹事，这不是第一起。为了引起上级的注意，上访者有，游行者有，堵塞交通者有，自杀者也有，但闹事工人打死管理人员，却是第一次。工人并不是亡命徒，有家有业，有父母、有老婆孩子，他们一般不会不计后果任意胡为的。自杀容易，杀他人难。是什么样的心理驱使工人将管理人员打死（虽然媒体使用了“殴”，但我不愿使用，特此说明）？又使什么样的环境使工人产生了这样的心理？几乎可以断定，工人打人的行为决不是一时兴起，那么是什么东西让工人心里蓄积了这种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工人群体里也蓄积了这样的情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为何尖锐到这种程度？我丝毫不怀疑此后有关方面可能会给出一个令人释然的答案，但真正的答案能否令人释然？狰狞的权力与财富的疯狂挤压下，工人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据有关消息披露，通钢普通工人的工资已经较长时间维持在每月300元，那么也就是说，工人采取这种极端行动的目的可能是害怕今后连这300元也拿不到。稳定压倒一切，但绝不是压倒一切就会换来稳定。本人认为社会和谐需要对抗，但这些工人用以对抗狰狞的权力和财富的筹码只剩下300元了。
国企老总年薪六千万据称是物有所值，那么六百万、六十万的国企老总自然都是亏大了。工人每月300元的报酬当然也是被称作物有所值的。老总、高管们都亏，只有工人不亏。企业玩亏了向国家伸手，玩跨了换个地方去玩。工人远没有这么幸运，企业跨了，工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被人踢过来踢过去。企业赚了，既有老总、高管的贡献，也有工人的拼命，但享受成果群体里面，没有工人。企业跨了，没有工人的责任，却让工人来承担。国企老总六千万、六百万、六十万的年薪与工人三千六百元的年薪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在生活资源分配上的差距有这么大吗？翻身做了主人的工人阶级，就是这么做主人的吗？如果答曰“是”，那么这个主人确实难当。而所谓“翻身”也不过是只翻了个身而已，以前躺着，现在趴着或是以前趴着，现在躺着，最终还是没有站起来。
我的意见，使用“殴”这个字，应当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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