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水火先生的《李涯抱憾死，宏良悲愤生!》和宏良先生的《当今中国左翼面临的特殊历史困境》，一方面为水火和宏良先生犀利、深刻的思想和忧国忧民的呐喊所感动，为中国有像二位先生这样的仁人志士而自豪；而另一方面又希望水火和宏良先生切莫太过伤身，学生这有三剂良方为二位先生解忧。方子可能有些苦涩，但苦口良药利于病。
药方一：纠错。二位先生情操高远，先天下之忧而忧，但犯了文人最容易犯的两大错误：1、斗争性思维；2、目标错误。面对丑恶，最简单省事的方式就是确定目标，一通狂砍，既畅快淋漓，又外表风光，惹人注目，可是，这种斗争性的思维方式除了发泄情绪，有益身心健康外，究竟有多少实用性呢？鲁迅先生向反动派丢了一辈子的短刀、匕首，不但没有唤醒中国人的灵魂，相反却成了多数中国人中学时代的噩梦，有几个中学生不为鲁迅先生犀利、尖锐而又艰涩、拗口的文章苦恼呢？丑恶固然必须鞭挞，但鞭挞过后更多的应该是理性思维，而不是斗争性思维。恕我直言，斗争性思维浅薄、轻松，只要揪住表象，狂扁海揍即可，除了需要些勇气，不怕被恶势力报复外，基本属于脑力上的力气活；而理性思维则深沉、艰辛，缺少情绪发泄的快感，却要挖掘丑恶背后的根源，并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当中，找到根治问题的现实方法。斗争性思维无论多么偏激、孤立，都总会有志同者呐喊叫好；而理性思维则常常需要甘守寂寞，默默耕耘，等待世人的觉醒和领导人的变革的决心。斗争性思维既针对事又针对人，于是慷慨激昂，好不痛快，但往往充满了无知和偏见；而理性思维则只针对事，不针对人，缺少铿锵华丽，只有理性思辨。斗争性思维可是使人有种英雄受难的悲壮；而理性思维则常常要领受无知的责难。因此，以二位先生之大才，应该更多些冷静的理性思考而少些文人间激昂的争斗；多些根除丑恶的切实方略，而少些怒斥丑恶的花拳绣腿。
此外，二位先生的斗争目标错了。二位先生揪住了制造丑恶的人和团体以及为之服务的某些吹打手，并揭露了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将如何进一步践踏社会正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可是不知是忽视了产生这些败类的制度和体制根源，还是不敢触碰这些深层原因并缺乏对应的良策而只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我想：以二位先生思维的缜密，应该是后者。二位先生不必为此惭愧，因为当有人偷东西时，能奋力怒斥已经令人钦佩了，更何况面对威胁还能不依不饶。但是，如果二位先生将上天赐给的智慧仅用于与这几个小毛贼（或有人认为是大毛贼。）周旋，而不思考改变产生毛贼的环境，那么，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浪费上天的恩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是危机的制造者，是千百家企业破产和东南亚经济濒临崩溃的罪魁祸首。可是，索罗斯反驳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是东南亚自身经济体制的问题，即使不是他，一样会有别人去戳破这种体制。解放前，四大家族贪污腐化，鱼肉人民。可是，如果看看四大家族各主要成员的访问录，他们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有颗拳拳的“中国心”。客观的说，损害公众利益的人是应该被斥责和惩罚，可是我们更应该将目标对准产生问题的制度和产生问题制度背后的体制。否则，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或许以二位先生的高风亮节可以自持，但对普通人来说，未免有些责之过严。基于此，我认为二位先生针对某些具体人的批判，以二位先生之大智，或许找错了对象。这些人确实在干危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事情，但是是制度尤其是体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如果以此判定他们有害国之心，或者个人品德上有多么的恶劣，可能有失偏颇，被批者也不一定服气，甚至可以反批为假道学。二位先生如果不力求改变产生蛆虫的环境，而仅仅只和这几只已经产生的蛆虫较劲，这能有什么意义呢？蛆虫只是依自然规律而生，问题的根源在环境。我倒认识几位抵御住诱惑的高官和国有企业的高管，但往往事后后悔自己胆子过小。因此，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如果我们不从体制和制度上（尤其是体制上）避免人犯错误，而总是强调人的道德，那么就是无德。
药方二：解惑。相信不用我提醒，二位先生其实早就认识到当今中国的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可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却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局。一方面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大局，任何以稳定为代价的变革，对中国而言都具有难以承受的风险，因此二位先生选择了与居心叵测的国外所谓民主势力划清界限，这是充满智慧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今的体制和制度太多弊病和问题，如果只是小改则没有意义，而大改又怕伤害到稳定，而不进行改变就等于慢性自杀。因此，多数的有志之士在左右摇晃中只好回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或者提些抚痛止痒的办法，尽点人事。然而，这种困局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多数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都走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以为中国在体制和制度上要发生根本性的进步，就必须走西方所谓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非常荒谬的。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多数人只看表面而没有探真求实的精神，因此，心怀侥幸、盲目追从在现实中看似相对优良的制度，也是很正常。可是，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除了不适合中国，而且还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局面之外，单纯从体制的先进性而言，西方现今所谓的民主体制也并不是什么先进的体制，甚至连工业文明最基本的“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都没有实现。中国要想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既定的目标，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体制和制度的先进性上超越西方，就必须在政治上真正的将权力交给人民，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以解决腐败横行的问题，而在经济上实行更合理的分配制度，解决市场经济下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职权，在经济上实现国有资产公有化，将市场经济中具有天然垄断暴利的利润平均地分配给全民。详细的内容请二位先生查看学生写的《建立真正的公有制社会，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一文，希望能给二位先生一些启发。（文章在乌有之乡的链接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6/87845.html）
药方三：调气。恕学生冒昧，不知前两剂方子是否用药过猛，那么希望这道方子能够为二位先生调和心气，从容淡定地对待世间丑恶。从历史上看，在危机没有完全爆发之前，人力的作用往往微不足道。古有屈原“离骚”的悲怆，近有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的千秋豪气。以屈原、谭嗣同之才尚不足以挽大厦于将倾，二位先生又何苦在此时动气呢？社会自有其发展规律，现在中国明显如二位先生所预见的将爆发前所未有之危机，完全西化的市场经济就要走到尽头，那么，此时皇帝不急太监何急呢？虽然危机的爆发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可是人类的进步似乎注定了是用灾难换来的，因此，学生希望二位先生调好身体、养精蓄锐，切莫与一些小贼动气。况且，这些小贼也不过是环境造就的，自身的天性与品行并不一定有多么恶劣，环境变了，改邪归正也属自然。说实话，当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同样会充满着报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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