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少年有才，熟读四书五经，写的一首好文章，以后还成就了诗词、书法的不朽造诣。其年轻时候，中国儒家文化已深深的烙印在其文化品味上，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为青年时代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进取的动力。儒家入世的思想催促他走上了闯天下的路途。
国学，只有和时代契合，才具有发展的生命力。毛泽东早年从武，看透了军阀的腐朽，弃武从文，尤其在北大图书馆的苦读，更奠定了其国学基础的坚实。此做法和鲁迅的弃医从文，以期改变国人思想殊途同归。当中华学者为祖国命运担忧而奔赴西方，以图找到中国的正确方向，而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却深深的扎根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搞调查研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各阶级的分析》等不朽篇章。这种务实的做法，和祖国时代脉搏跳动相吻合，才使他找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正确最具时代性的真理。反观季羡林的研究方向，要么是冷门的东方文化的奇门遁甲，要么是某个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而已。但指望其为民谋取幸福，一定是误国误事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只能说起是偏才怪才，但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就是说的这种人，国家用高薪养起来，实在是糟蹋粮食的错误举动，和当年那个生活邋遢的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无非是异曲同工。就算你真的学富五车，如果于国于民无益，也真的是空有满腹经纶，头脑如同一个放旧物的仓库而已。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其国学文化的真实写照和发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的做法，但是也嘲笑那些就会纸上空谈的文人。毛泽东为什么高度评价顾炎武的修为，不只是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实践论》中强调“知行”的统一，先知而后行，或在行中再进一步知道，要在“行”字上着力。而古代和当地知识分子太过于沾沾自喜的“知”而对“行”这个实践的真谛却不屑一顾，君子动口不动手，漫漫天下事，只知道讽刺挖苦打击，却自己不去写一篇好文章，自己不去潜心做个学问，不去为民众拿出一件好主意、高策划。毛泽东一生崇尚实践，四渡赤水，长征是播种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解放战争中运筹帷幄的多封实战电报.......尤其当今人们关心的三农问题，毛泽东和现代的官员都下农村视察，为什么毛泽东能找到中国农村脱困的真谛？他没有空泛的三农问题的长篇大论，他关心的是种子，化肥，耕牛，饮水，灌溉，甚至农村小桥是否破损的小问题都要过问。他为啥要拿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即使饿肚子，也要大修水利，让大河灌小河，一直到田间田头，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做法，我们至今还有很多糊涂人一味的强调过去物质生活不如现在，而嘲笑毛泽东，实在是忘记祖先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有人以为毛泽东学习西学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实在是幼稚看法。毛泽东熟读西方各种学术研究的书，西方社会学、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乃至于经济学无一不晓，他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学习这些文化，从他一生劳作生涯中还不倦的学习英文，甚至读尼克松的书，日本政客的书，其阅览的宽度和强度，不是你我一般人所能及，如果幼稚的认为毛泽东是个土老帽，只能说是你的见识短而已。如果说毛泽东是个智者，也可以发现其身上勇者的光彩夺目。毛泽东对待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永远都是批判的继承。儒家入世济世的实践思想为其推崇，他赞同韩非子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根据实际制定政策的历史观，虽赞同“非攻”的和谐理念，但也不落陈腐，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强者口号。尤其在其晚年，他通过深深的思考，提出了批孔孟之道的伟大构想，此种内在的想法，实际是从反对强权，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批判孔孟的君臣之道的危害。我们一味从文革造成负面的实例来否定其反独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内在意义，就不是正确的世界观了。毛当时自己就是中国最大的权力者，他却提出了造反这种惊世骇俗的口号，其思想精髓的真正伟大意义，也许后人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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