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之殇》的几点解释
文/吕伟明
我在乌有之乡发布拙作《改革之殇》以来，发现引起部分网友的误解，在此做出几点解释：
第一，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生于1976年6月，没有经历过前三十年，所以对前三十年历史的印象多半是基于长者口述和我阅读相关书籍而来。对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一直怀有虔敬的心情。我认为，无论是前三十年中的哪个历史人物，其人格和魅力的普遍水平都在后人之上。我也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撰写过《活在历史之外的毛泽东》。
第二，撰写《改革之殇》之时，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对社会不公的部分现状和腐败的猖獗深感痛心。按照我手头的资料显示：改革之初，国情是贫穷的、落后的，那时知识分子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中国的所有精英力量万马齐喑。无论当时的实情如何，这三十年我受到的教育都指引我做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我写《改革之殇》就是为了证明：既然改革的初衷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我会如此困惑？
第三，《改革之殇》的中心思想在于：既然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都可以归结为五个字——“消灭私有制”，那么改革的方向究竟会到达这个目标？当改革设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旦完成，还有没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当我发现社会矛盾越来越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的官员挥霍者人民赋予的权力，纷纷变成争抢遗产的败家子，我能推测出的惟一结论只有一个：人治社会的致命弊端会将全体人民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四，我在文章中提到了改革开放自身孕育的风险，首先一条便是信仰被淡化处理。也提到了在改革开放政策假设是正确的前提下，不清除腐败也将是死路一条。我想，若用心研读，读者肯定会明白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
我很感谢乌有之乡的诸位好友对我以往撰文的热情支持，读者们对我的《甲申三百六十五年祭》、《4万亿去哪儿了》、《十忧中国》等等作品都有过誉之嫌。可在目前的言论政策下，我做不到大声疾呼，只有将历史与现状进行对比，让读者们自己做结论。毛主席也用辩证法教育我们，事物都有两面性，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走到今天，路在何方？
附带几句牢骚话：2008年，我带着书稿赴北京，几家出版社最初都有兴趣但是功败垂成，好友委婉地告诉我：必须将敏感的段落全数删掉才可以出版。我很疑惑，今时今日的中国，为什么会害怕爱国的言论，难道不允许自己的儿女担忧未来吗？今时今日的中国，不仅不如鲁迅的年代，更失去了五四运动新青年们的锋芒，甚至都不如康有为与梁启超为国奔走呼号的腐朽清末时期！当全中国最具智慧的人物都将攫取金钱视为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中国还有没有未来？
留言在此，与友人切磋。
2009年8月2日20点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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