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通钢事件与《校花》小说的解读
通钢事件，举世关注。如何解读，却大相径庭。
吉林省国资委负责人王喜东如是说：
“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对通钢集团现状和长远的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
新华社的提法趋于“和谐”：
新华网长春７月２７日电（记者褚晓亮、姚湜）７月２４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７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说起来，王喜东的说法更主流，它是多年来主流霸权的观点，“制造谣言”，“不明真相”“破坏改革”等等，是政文两界精英定性此类事件的传统思路。新华社的提法较为委婉，更能反映当前高层把握此事或此类事的分寸。后者较为现实，不致激化矛盾。较之吉林官员的定势思维，无疑更有政治眼光，是好事。
但这不够。它依然囿于“群体事件”，只看到引发事件的具体原因，只见枝叶不见根本，缺乏根本性的反思。——“攻坚改制”，还是“不动摇”的。
稍为用马克思主义常识一瞥，通钢事件一点不难解读：它是不折不扣是阶级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疯狂掠夺的一次重大的自发斗争。“产权改革”也好，“攻坚改制”也好，操作的合法与不合法不是根本，本质上无非是资本剥夺工人，实现私有化的一种形式。这是历史过程性质的大是大非，具体操作规程的是非，是小是小非。民企也吧，官僚买办资本也吧，他们之间的如何分肥撕咬，不决定事情的性质。“国退民进”和“中退外进”是大方向，揠苗助长和保驾护航中注定是黑箱操作，虽然程度有异，但绝不可能“阳光”。 “减员增效” “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血汗工厂”等等，工人阶级只能一步步受宰割被剥夺，3人以上“集体上访”都是违法，更不用说罢工之类早已“普世”的劳工维权方式了。压和堵的结果，只能以“群体事件”的方式释放出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实乃是现阶段特色中国阶级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无论是激进还是渐进，有剥夺就会有抗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资本掠夺与统治的加剧，工人阶级的抗争方式也会走世界的普世道路。安抚之后，公安“悬赏”抓出为首的“鼓动”分子，杀一儆百，以惩效尤，虽然暂时能起到“安定团结”作用，但决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毖陈者所触犯的是刑法，广义地看，属于“防卫不当”；而陈国军们、也包括吉林省国资委所触犯的却是宪法，自然盗卖国有资产和贪污受贿也是刑事犯罪。
“大庆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时代的强音。当“共和国长子”一步步沦落弱势陷入生存困境时，他们也不会甘于沦落。通钢事件，就是东北工人阶级发出的“一声吼”。
于是，想起鲁迅的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
高层人士于此能不失聪，国之幸也。
《校花》是部小说，而且不是《那儿》或《国器》，何为相提并论？
小说未及拜读，奉读《中华读书报》09。7。29评论《“斯文”是用来扫地的》，听到知识阶层中的无声之声耳。
纵观整个媒体，尽管左翼的声音已不是孤鸿哀鸣，尽管在面广量大的中性论坛上，爱国和挺毛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无庸讳言，关心政治者依然是少数。在官方平媒，在充斥市场的形形色色庸俗小报上，广大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依然是浑浑噩噩的小市民意识情趣的俘虏。打造这种现状，也是资本维持统治的重要策略。明乎此，你对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八荣八耻”的喜剧，就不会感到困惑了。
从《校花》，我们可以听到“雷声”。
“斯文扫地”，从题目即可看出，小说表现的是这一现实。
作者和评论者并不是左翼。
《校花》里给出的解释就是由于曾经的极度匮乏造成的对利益的极度偏执。“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知识本身’的价值已经被量化为货币价值了。”小说还原了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境地。从文革时期的共同贫穷剧烈转身，最先富裕的往往是那些文化底层的人，剧烈的反差和匮乏的物质让知识分子受到了双重的伤害。任何一个时代的失误都会造成相应的恶果，那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心灵和尊严上的创伤，使他们对“利益”产生了一种终生过敏式的反应。就像小说里，后来发迹的蒋承龙全世界乐此不疲地买豪宅，因为他被当年恶劣的住宿条件吓怕了，恐惧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暗伤。
“曾经极度匮乏”，当年钱学森和李四光们，为何冲破重重险阻，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但这不妨碍它较客观所呈现的社会现实：
看到小说和现实里种种文人无行的丑态，背后不过就是一个“利”字。
财富决定社会地位，反过来有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财富。这对文人尤其是这样的。所以一上了百家讲坛，再去别的地方讲学，那就要谈谈“出场费”的问题了。所以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很难逃脱将其价值折合成货币的衡量机制。所谓靠山吃山，学者用学术资源谋取私利就毫不奇怪了。而且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给这种牟利提供了条件。
当知识分子的“质”已经变了的时候，“文”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不过，很多时候“文”留着也有种种妙用。就像《校花》里“梅塘晚会”那一段很像一场学者之间相互晒短的闹剧，本来还听琴、诵诗、熏香、观舞，这一切都“文”的那么丝丝入扣。可是因为拆迁的事情，顷刻间，撕破了脸皮，抖出了诸如校方基建拿回扣，方教授为了日元而歪曲事实，等等，风雅的沙龙立刻变成了精神群殴的斗兽场。或许，倒是被公认为学痞的谈建功说的直接，这些人其实就是抹着粉墨来开堂会的。只要一走出红袖家的院子，立刻现出原形：都是一些有知识的粗人。
这种堂会在小说里因为红袖的死而鸟兽散，但在现实里活力无穷。就像时下各种文化研修班、国学班什么的，左耳朵听听四书五经，右耳朵听听同班的生意经，既濡染了斯文，又撮合了几宗项目。
有意思的是，评论者涉及到的“大师现象”，读毕“于我心有戚戚焉”：
“文”的另一个妙用还更曲折些。就像小说里素负心机的钱少廉总是能用伎俩让人觉得他很“文”一样，因为文也是很能忽悠人的。现实里，诸如Q教授在大讲《三字经》前，忽然要给老师行跪拜礼，这就很“文”。更“文”的还有，海内外的一大帮学者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去祭孔、祭老子、祭黄帝……
鲁迅说，看似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其实并没有革命。同样看似斯文灿烂的地方其实也没有斯文。但这不妨碍我们周围充斥着国学、传统、文化、大师，因为国学和传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倒不如说是一种产业，至少正在被制造成一种产业；而“大师”之所以被人辞让了多次但还是被弟子们不断扣上，是因为你不做“大师”，学生们就做不成“少师”，做不成少师，混饭的难度就提高了。
《中华读书报》属于主流倾向报纸，同一期刊出的一篇北大名教授的忆大师的文章，就有如下的“忆苦思甜”话语：
“四人帮”统治的1968年，北大两千多名教职员工被发配到了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热处理”、“劳动改造”……我名列其中。耕田、插秧、割稻，夏季40C高温，冬季逼人的严寒，受了两年非人的待遇。
这一立场是经典的。
但是，它经不起良知的起码追问：长年累月祖祖辈辈从事着“耕田、插秧、割稻，夏季40C高温，冬季逼人的严寒”的中国十亿“农夫”，他们都是“非人”吗？否定阶级论，人性论高唱了30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精英阑珊处。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是排斥在“人”之外的，“自由民主”也吧， “人权”也好，那是属于“人”的，与“非人”无关。——普世逻辑实际上不过如此！
“五七干校”充其量也就是一二年，台湾还有亲民党，“亲民”一下，体验体验下里巴人又有何妨！何须无穷无尽控诉30年！
这是主流霸权声音。
知识阶层能看到“斯文扫地”现象，也就宣告了霸权话语的一元绝对统治时代的结束。尽管对“扫地”的解读可以不同，但对这“现象”的认同，就说明知识阶层在现实“启蒙”下逐渐清醒的，必将越来越多。
自然，依然会有两种不同的“启蒙”：去年奥运事件世界范围内表现的是向左，而《炎黄》和《南方》，则千方百计引导他们向右，为“颜色革命”积蓄力量。
（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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