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浏阳的老百姓不游行
最近，浏阳一个镇的老百姓因为污染危及生命和健康，不顾及政府的面子，不知真相的举行最令当局忌讳游行活动，轰动全国，惊动中央，所以，游行者和被游行者很快都有了结果。
面对日益肆虐的危害，眼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拉进医院，再填进焚尸炉。如果，这些老百姓不游行只是给领导写个请求信，给政府热线打个求救电话，或者个把人经常去衙门反映反映情况。估计有四种结果：一是领导批示请某某某查处，然后某某再签请某查处；然后某再签照办，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任务完成，有据可查；二是根本就不需以上程序，求救信能寄出，电话能打通，有人接待听汇报就不错了。希望就是无限期的等待；三是乐观的估计，污染企业得到有关部门提醒，要注意影响，于是老板口是心非的答应，或者暂停几天排放。第四那些不识时务的上访者可能面临从维护和谐的高度被“依法教育到位”。然而，这四种结果都是导致老百姓不明真相，聚众闹事的根源。
如果这些老百姓不游行，当地的各种环保工作报告一定是“山清水秀”，各类保持一致的记者一定会诗人般地赞美浏阳环境宜人，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老百姓不游行，当地领导一定会为“维稳”取得如此成绩还在沾沾自喜，如果老百姓不游行，那就在安心地等待污染一一剥夺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原来老百姓也怕死！
就是这么一游，官员不再麻木，上级不再迟钝，肇事者马上处理，肇事企业马上关闭，失职的官员马上被问责，虽说那些游行者破坏了“社会稳定”，个别为首者也受到处罚，但他们以自己的受处罚，换来广大群众的健康生命，换来了浏阳的希望，和那些被处罚的老板和官员，有本质的区别，决不可同日而语。相信历史和人民还会有一次给他们正义的判决机会，而那些被处罚的黑心的老板，和心黑的官僚绝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除了日出西山！
知道游行要倒霉，要吃苦头，但是，这是迫不得已；这是基本生存的呐喊，但是，这还不是是最后的吼声。奇怪的是，游行又往往很见奇效。所以当局既然害怕和严禁游行，就要拿出灭绝游行切实可行的办法，就要下不为例，千万不要在让“刁民们”钻空子，捡便宜，形成习惯，闹出更大的乱子。因为你们不可能像毛主席面对百万游行群众，还能兴高采烈，神情泰然。居然还推波助澜，高喊“人民万岁”！
难道只有群体性事件才能有效维权？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刘天昭
如果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进入这样的逻辑，那么想要恢复体制内的其他维权途径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7月30日，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数千村民上街游行，一度围堵镇政府、镇派出所，抗议镇内的长沙湘和化工厂污染环境，严重伤害了村民的生命健康。
后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群众相继散去，有两名抗议者被警方带走。8月1日，据长沙市委宣传部介绍，长沙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在接受调查。
这一处置应该只是一个开端。针对这起污染伤害事件，除了彻查污染源头，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至少还应该包括：对该镇被污染土壤及水源的整治，以及对因污染而健康受损的村民给予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但是事件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村民维权与政府不作为。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些事实需要调查清楚，有一些责任人应该追究，更有一些经验教训要总结吸取。
根据游行者介绍，村民就该工厂的污染问题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两年，但答复始终无法让人满意。镇头镇的村民在游行抗议之前，都进行了哪些维权活动？依据目前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这两年多，村民曾经尝试过的方式至少有上访、联系媒体报道、在网络上发帖、邀请环保局来对水样进行检测、给市长写公开信、甚至动员了浏阳籍的清华大学在读学生联名给市长写信，以及更为过激的，用22把锁将工厂大门锁住并围堵工厂出路导致工厂无法开工。应该说，除了上街游行，其他能使用的办法，村民们都用上了。
可是结果确实让人无法满意。例如，在2009年3月24日浏阳市环境保护局在《关于“长沙湘和化工厂环境污染问题”处理情况的回复》中，几乎通篇都在为湘和化工厂辩护，否认村民反映的工厂违规生产、工厂附近重金属污染严重等问题，并声称工厂附近村民的井水只有氨氮超标，“当地井水重金属严重超标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可是，最新曝光的长沙市委相关资料称，厂区周边500米至1200米范围属镉污染区域。又例如，今年5月异常死亡的村民罗柏林和6月异常死亡的村民阳术之，都被检测出严重的镉超标，并且都获得了政府的高额赔偿；可是今年7月6日《浏阳日报》官方网站“浏阳网”上挂出这样的消息：《国家环境保护部肯定我市前期处置工作》，非常肯定地宣称，“目前没有发生因镉中毒病例，没有发生因镉中毒死亡事件。”这篇文章被当地论坛转载，跟帖的网友无不愤怒。
另外镇头镇双桥村村民自建博客声称，关注此事的QQ群已经连续被封了3个，这条消息虽然未经传统媒体调查确认，但是看起来非常符合目前基层处理群体事件的思路。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碎片来看，相关部门长达两年面对村民环境维权运动不断升级，似乎一直想要通过抹杀事实和镇压维权活动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就在游行的前一天，当地一些村民到镇政府抗议，有6位村民被派出所带走，其中1人被打伤。应该说，这一事件和第二天爆发的千人游行不无关系。
浏阳市镇头镇的环境维权故事，还需要媒体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些维权活动所指向的政府部门，当时是以何种方式处理回复的，这是更值得追究的部分。因为只有弄清楚了这些过程，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上访、写公开信、请媒体曝光的方式都不再能够推动政府及时解决问题，为什么网络曝光和小规模的过激抗议，虽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积极关注但是还是不能让事情得到“妥善处置”？为什么，非要等到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爆发了、非要等到政府认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大局了，事情才能够得到“妥善处置”？
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比往年要多，其中有一些是泄愤事件，许多还是集体维权。这或许证明，公民维护自己权益的其他途径已经逐渐失效；而公众大概也逐渐意识到，敦促基层政府作为，群体性事件是有效的方式。这样看来，基层政府将问题拖到爆发群体性事件的程度才予以解决至少有三个负面影响：首先延长了维权者权益受损的时间、加重了受损的程度；其次增加了政府解决事件的成本；最后还很可能在客观上鼓励维权者使用这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如果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进入这样的逻辑，那么想要恢复体制内的其他维权途径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想要逐步增强社会稳定的弹性则几乎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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