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体中国人民愧对毛主席的“人民万岁”。毛主席喊出了“人民万岁”，不仅如此，在他的时代，给于了人民从未有过的实惠，他不惜一切代价，终生与封建、帝国主义势力、官僚阶级作斗争。可人民哪，并不具有毛主席完全信任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成熟，为了一点点私利，在改革开放卖国的大潮中，任由修正主义者们胡说八道，任由他们诽谤领袖，失去了革命性，终于成为了今天的“庇民”、“刁民”，全体中国人民愧对毛主席的“人民万岁”。
2、工人阶级愧对毛主席政权给与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毛主席政权给与工人阶级至高无上的荣誉，不仅如此，毛主席时代，说做是一致的，工人阶级经济生活上也获得至高无上的实惠！老工人可以有平等或高过厂长、书记的工资待遇。在平安老总可以有六千多万年薪的今天，工人阶级愧对毛主席政权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请看郭松民在《无害的‘铁人’，可怕的‘周挺杉’》一文中说的：无须去做更多的调查，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远不具有和他们所享受的崇高荣誉相匹配政治成熟——1980年代初，他们曾幻想能够通过“奖金”找到一条通往“甜蜜生活”的道路，将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乃至罢工的权利拱手相让，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所有的遮羞布都已经扯下，大批下岗的命运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抵抗，而是逆来顺受地吞下了这颗苦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在第一次解放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名义上是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却是毛主席、共产党以他们的名义领导的一场胜利的革命中的“被解放者”——这一事实并没有违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理由就在于，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种种的主客观原因，最终先于本国无产阶级的普遍成熟而获得胜利；
二是既然中国无产阶级在自身普遍的政治成熟之前就获得了政权，那就需要补课，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也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好，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在革命后享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对这场革命其实是半信半疑的，这种态度导致了文革的失败，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的悲剧命运。
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但即便在这里，工人造反派的精神状态也仍然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当时上海的《朝霞》主编陈冀德，在写给张春桥的信中批评以工总司为代表的这些人“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这个判断从一个侧面解释了1976年上海方面为什么就这种选择。
工人阶级为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已经付出并且仍将继续付出重大代价。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教训，就是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终结资本主义。
让毛主席这样一位人类史上的史无前例的伟人任意遭诽谤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理由不遭天谴。今日中国之现状，乃中华民族又到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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