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通钢（3）：大跨越后的空白。

思考通钢（3）：大跨越后的空白。　　

阅读通钢事件，头脑里经常突现“还乡团”三个字眼。　　

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其实是一支抗美援朝的老兵们的后裔，当年他们的前辈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后来来到通化这个偏远的地方建立了通钢。但是，现在，这些老兵后代受到来自台湾的“中钢”模式的清算。　　

还真是30年河西，30年河东了！（壶公评论写于09－08）　　

笔者对“还乡团”的印象，其实来自当年挺进大别山的老兵们的回忆录，后来写《统一之战，我们准备好了吗？》，其中“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节，其依据就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精神。许多年前，笔者曾经在一个图书馆中的故纸堆中翻找这些文采并不怎么样的回忆录，实在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现在想找这些书已经不可能了，不过许多故事记忆犹新。　　

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强渡黄河；7日晚刘、邓率4个纵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11日越过陇海路；17日刘邓大军穿越宽20多公里的、积水没膝、荒无人烟的黄泛区；18日，渡过沙河；23日渡过汝河；27日，渡过淮河。不到一个月时间，挺进大别山成功，刘邓大军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集团，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　　

所谓兵贵神速，是对单一的特种部队而言，对于一个综合性的大兵团，执行的是战略性的任务，其迅猛，其神速，刘邓大军的成功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刘邓大军挺进，共歼敌8500人，但是，大军也伤亡过半，并且失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壶公评论写于09－08）　　

此战的意义在于，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直捣国民党军政重地，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和重镇武汉因此兵临城下。无论在形势上，或者是在精神上，都彻底改变了原来一边倒的态势，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纵观中国近代史，挺进大别山是人民军队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的节点。无论是决策者的气魄和勇气，还是实施者的智慧和胆略都令人拍案，称绝。应该知道，这之前有王震南下的失败和中原突围的狼狈，打破艰局决非易事。　　

后来观察现代中国的变局，常常觉得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很有当年挺进大别山的特色，邓小平作为两次变局的指挥者，都把自己特殊风格印记于中国历史。　　

笔者赞叹这一变局领导者的气魄、胆略和勇气，但是也注意到这种大跨越存在的空白、缺陷和敌对者的反扑――还乡团。作为历史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多的是关注其间存在的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空白，因为，无论你如何狡辩，空白都必须增补。大自然中没有断续的生命，断续了的，不叫做生命，叫做死亡。　　

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同当年的挺进大别山，它的成就是一件令中国人高兴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序幕。　　

但是，这种迅猛的跃进，必然留下大量的空白，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表达于必须的时间和空间上，并且留下连续的轨迹，顺序在哲学上是很重要的命题。跃进方式留下的空白终究必须得到补充，如同二野在后来的三大战役中并没有大的作为，只能在淮海战役中作为三野的配角，或者说是三野补充了二野留下的空白。　　

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GDP的高速增长。事实上，GDP的数据只具有统计学上意义，能否化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升，则在于分配，即消费结构流源与流向，投资结构流源与流向等等。而希望得到合理、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分配则在于社会人文，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这里，笔者看到的是GDP跃进留下的空白，是如此巨大！　　

表现在文化上，金庸的、完全是戏说历史的武打小说，以童话的方式告诉成人关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故事；源自八大胡同的京剧，演绎着满清文化中谄媚迎奉的艺术，甚至毛泽东企图赋于的新内容都受到排斥；赵本山的“二人传”，以其低俗和愚蠢的奸诈尘嚣舞台。　　

人们在问：这些东西是在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寓启蒙于持久的道德熏陶；中国教育的又一种方式即礼乐文化，在规范和娱乐中告诉社会大众的真、善、美。（壶公评论写于09－08）　　

金庸、京剧、赵本山们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中国文化上的空白，他们只不过是这种空白中飞过的几只苍蝇，可悲的是你不能不把它作为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这些东西，你又能看到什么呢？　　

文化的空白更体现于思想上的空白，而思想上的空白又不能不表现为经济学上的空白，例如：　　

09年5月的《北京日报》有一篇吴敬琏的文章，主题是“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写到：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　卢周来　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居然恍然大悟了！读过，不能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空白感慨。　　

把经济学数理化，或者说是科学化，是资产阶级的花招。和所有的占有统治位置的阶级或群体一样，资产阶级不能不把他们的理念作为全民的理念，尽管它只是资产阶级的，而与其它阶级的理念常常处于冲突与矛盾之中。如同“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或者是“民主”，甚至包括“欧洲中心说”，这些企图作为普世价值推广的，就其内容而言，常常只是欧洲资产阶级的观念，甚至只是殖民者的观念。　　

马克思在建立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以物的第一性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所体现的“精神”和“理念”，而以物的辩证发展论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久性。　　

因此，马克思建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其实，认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并非只是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的亚当－斯密，也始终坚持道德与市场的密切关系，而道德只是包含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　　

很难相信，专家们有勇气否定与民生密不可分的柴米油盐能够与政治的联系；　　

很难相信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大群把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主流经济学家；　　

很难相信，以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居然能够背离人间而腾飞空间――就象鲁迅说的，那些打算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翔的人们。　　

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笔者十分着重吴敬琏，例如他提出的观点：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笔者所说到的空白是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共性，他们总是在回避什么，而企图掩盖什么。　　

例如吴敬琏说，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壶公评论写于09－08）　　

吴敬琏企图回避的是中国官僚制度的顽固性。毛泽东的文革的主题之一即在于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指就是官僚主义法权，或者说消灭官僚制度。但是，以毛泽东之伟大，不能办到。进而，邓小平挟文革之余威，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利益的诱惑，大批的官僚下海经商，中国官僚阶层面临崩溃的危险。但是邓小平之后，官僚阶层东山再起。吴敬琏为什么掩耳盗铃呢？经济学理论建立于诸多假设之上，难道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存在与否，也可以付于假设的吗？　　

吴敬琏企图掩盖的是商品经济的丑恶。奠定了商品经济学说的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有一个关于商人们的典型观察：　　

“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妙极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官与商也常常有这样的表现。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以人性恶为内核的，对商品经济在道德限止，无论是亚当－斯密时代，还是后来的后现代派都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吴敬琏的态度是无视，还是另有所图？当通钢事件发生之际，是不是应该提醒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关注自己理论上的空白――不管留下这个空白是有意或是无意的。　　

我们所希望的是，不要让统计学意义上的GDP掩盖我们在经济学和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大量的空白，其中包括通钢职工的命运。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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