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最高法院刑五庭副庭长王勇在 “2009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透露，最高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有望近期出台。 (南方都市报)
《意见》对“严惩”范围以及“从宽”的界定，针对性极强，直指当前刑事犯罪高发领域，并划分涉公涉私两大块来确定是“严惩”还是“从宽”，以此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原则。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等“公”领域犯罪将从严惩处；对于因恋爱婚姻、邻里纠纷、劳动纠纷等“私”领域矛盾引起的犯罪，以及因为被害人过错、义愤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情况引发的犯罪等，将尽量从宽。
在需要严惩八类犯罪中，首提危害环境安全也要严惩，是《意见》的一个亮点。同时，对可以“从宽”方面的十几条规定中，明确规定积极赔偿可从宽，也相当令人瞩目。
《意见》要求依法处理好赔偿和量刑之间的关系，并明确规定：被告人积极赔偿的，可以在量刑上从宽处理。
王勇称，这不是“以钱买刑”的问题，积极赔偿体现了被告人悔罪认罪的表现和态度，也意味着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得到了一定的补偿。王勇的这个观点，对有钱人家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对于穷人家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问题不是出在“积极赔偿”的态度上，而是出在“积极赔偿”的能力上。
以近期频发的“富二代”飙车肇事命案为例，被告方“积极赔偿”，尽管这点钱对有钱人家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确实不能无端怀疑“被告人悔罪认罪的表现和态度”。
但是，想过没有，如果肇事者出自穷人家，能拿出多少钱来“体现悔罪认罪的表现和态度”，这点钱能不能“让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呢，尤其是当被害人是有钱人家的时候。
显然，同样数额的赔偿，对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意味”是不同的。如果以赔偿数额来认定是否积极赔偿，穷人家肯定处于劣势。反过来没有一定量的金钱作支撑，仅凭积极赔偿的态度来认定是否积极赔偿，对受害方也有失公允。
所以，想让积极赔偿成为从宽处理的量刑依据，还需要对积极赔偿的定义作出明确、全面、合理、合情的界定，。否则，只能让穷人望钱兴叹，法律公正公平也无从体现。
200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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