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所亲历的三个社会留给未来真正的历史学家
我为什么要将问题留给未来真正的历史学家？
首先，我觉得，唯有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较客观的公正的对待历史，从而尽最大努力为当世社会提供真正有益的借鉴。为了这一点，他们往往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真相。就凭他们的这个执着精神，他们绝对是不屑于干出苏铁山同志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所揭露的阴谋篡改历史的罪恶勾当的。为此，我是信得过他们的，所以想把问题留给他们，以便在他们参与下的未来的社会更美好。
其次，我觉得，在当今社会，以我这个普通山野老头的地位之卑，是极难将我的所想向社会表述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著名教授张宏良同志《漫话左派右派》一文可知，“在全国十几万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印刷出版等传统媒体中，没有一家左翼媒体。这同样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是否可以说明，当今社会是没有普通人说话机会的？第二，我于 8月18日发出一篇旨在行动上落实毛泽东思想的题为《为响应胡总书记的号召的特别建议》的帖文，然而，在号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帜网上，被那个别有用心的东方宇红带头一歪曲，竟然将我对毛泽东思想如此赤诚的热心完全变成了对修正主义者的奴颜媚骨。鉴于这两点，既然普通人极难在当今社会表述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只能将我对我所亲历的三个社会的一点感知，留给未来真正的历史学家。
我对我所亲历的三个社会的一点感知
中华民国的后期社会（我的童年时期）
那时候，我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百姓，既要受官方的苛捐杂税和拉壮丁之苦，又要受刀客（即土匪）之惊（因刀客只抢比较有钱的人家，故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只能算作惊挠），我的两位哥哥（大哥今年88岁，二哥86岁）就因为被拉壮丁，全家数次遭受骨肉分离之痛。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虽处标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衰弱、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常有卖儿卖女之痛，但有两点尚可：一是那时的统治者并不太精于算计（这一点，经过后文的对比，你自然会明白它的含意）。二是那时的百姓尚能比较容易地区分好人与坏人。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我的青少年和壮年时期）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好时代，最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一、不仅基本上作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兵、官民平等（仅就毛泽东也未敢比右派分子多吃一斤粮这一件事，基本上便可说明一切），并且绝大多数干部反而怕工农民众（主要是怕工农民众对他们印象不好）。需知，要做到这一点，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二、民心极易凝聚，甚至几首歌曲就可以让万众热血沸腾，比如，《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我们工人有力量》等等。
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又经过长期战争的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不但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还制成了两战一星，重振了中华雄风，创下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一切，如果没有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不依靠广大工农民众空前的创造力，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四、那是一个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人人乐于奉献、劳动光荣伟大、好逸恶劳可耻，并且，真正体现了工农民众能够当家作主的时代。比如，倪志福、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等分别当选为党和国家有职有权的领导人。
五、那是一个真正没有假货（正品、次品均有明确标注）、没有物品涨价、童叟无欺的时代。
六、正是由于不仅作到了官兵、官民真正的平等，并且干部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才产生了全民族空前的凝聚力、创造力和认真负责、勤劳奉献的精神，才有了夜不闭户、路无失遗、无毒、无赌、无抢、无骗、无假货、无妓女、更无剥削与压迫的真正安全和谐的社会。
七、似乎唯觉美中不足的是，为了顺利实现这一切，并逐步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过渡，那个时代的各种运动太多，特别是后来颇有争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几十年之后，当这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才认识到那些各种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正确性和非常必要性。
然而，对于极少数人来说，那个时代却是一个极端专治、极端困苦、极端冷酷、极不自由的黑暗社会。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是不错的。
当今社会（我的壮年至老年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代是不便明确表述的时代。但是，题目已经摆出，并且已经言明是留给未来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所以，即便是要我死，也得容许我把话稍作收敛地讲完。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言东行西、官员几乎群体不管黑猫白猫、违法违规、精于算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管国家尊严与百姓利益的时代，因此，便造成了全民族道德水平空前下降、极缺凝聚力、好坏人极难区分的时代。
我的这个说法是否有所夸张呢？请看例证：
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经过八十多年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特别是经过建国近六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严酷事实教育，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在“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以按权力的大小和资本的多少进行分配的方式取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以一把手说了算取代民主集中制”、“以不争论取代人民大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让资本家入党取代共产党的先进行”以及“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不管黑猫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等等等的事情面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区分究竟哪些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东西，哪些是修正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私货的，难道作为党和国家各级官员的人们，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严重违犯党章和宪法的么？这样大范围的违法违规行动，难道会是少数官员偷偷摸摸干出来的么？
2007年的“两会”期间，就已经通过媒体公诸于世界的那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难道能说明当代官员的违规违法只是少数么？
众所周知，财富只能是逐渐积累的，并且也知道，即便是中国处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敢采取拦路设卡的办法敛钱，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将读书费用、医药费用、住房费用抬到如此之高，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在中国的地盘上给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更没有人敢于公开将中国的国营企业低价让外国人控制。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一切不敢，都成了当今时代实实在在的事实。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发生了：在“言东行西、官员几乎群体不管黑猫白猫、违法违规、精于算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管国家尊严与百姓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全民族的财富便神奇地流入中国极少数人和外国人的腰包，并与中国历来的头号敌人竟然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当今的时代既然已经到了“官员几乎群体不管黑猫白猫、违法违规、精于算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管国家尊严与百姓利益”的程度，那么，那些贪污腐败、行贿受贿、造假贩假、偷摸淫赌等等还值得一提么？
以上是我对七十年来亲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一点感受，在无力于世的情况下，就留给未来的真正的历史学家作一点参考罢。
秦川牛
20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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