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到了该批判毛泽东这段话的时候了？（历史存档）
早在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传播开来之后，起了什么作用？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世人皆知，故无需再论，我只想借此话题，说说毛泽东所缔造和领导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几十年之后的当代，究竟是如何对待这段话的。
黑龙江兴十四村的付廷华将党支部置于村民的监督之下，党员干部带头苦干，不仅使兴十四村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就成为黑龙江著名的余粮大户，并于1982年就让每一家农户具有了当时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家还没有的彩色电视机。
这应该是共产党员（当时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付廷华只有二十多岁）与工农民众结合的范例吧？但可惜付廷华的事迹并没有被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王宏斌将南街村的党委置于村民的密切监督之下，在其领导之下的有关企业的人员已经拿到数千元月工资的情况下，他们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至今仍坚持每月250元的工资，被村民尊称为“二百五”干部，遂使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南街村民众，过上了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物价飞涨、无需担心小偷与坏人、更无需操心子女的学费和亲人的医疗费用、只需签个名便可领取所需物资的准共产主义生活。
这，更应该是共产党与工农民众结合的范例吧？但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陈云的女儿陈伟华却在参观南街村时说：“南街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不容易！”陈伟华所指的大环境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要使这个共产党与工农民众结合的光辉范例——过上准共产主义生活的南街村“很不容易”？
近一个时期以来，那个非常以右派而自豪的并被一些人封为主流精英的 茅于轼 先生，曾经在他《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诚然，从表面来看，茅于轼的这两段话，似乎与我的中心议题并无关系，但是，在这里我想让大家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茅于轼所说的“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究竟是不是指工农民众？在同一个共产党（中国何时出现过别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工农民众怎么就成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同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同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茅于轼们就活得如此耀武扬威，而兴十四村与南街村的人们就活得无声无息、甚至很不容易？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真到了该批判毛泽东这段话的时候了么？
最后，我想留给历史证实的话题是：共产党人依靠与工农民众密切结合曾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最高辉煌，它就必然在放弃与工农民众结合中灭亡。
秦川牛
200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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