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今年六月初从厦门回了一趟香港,相较五月份,上、下飞机,麻烦多多,主要是等检疫官一个个测体温,正常后才上、下飞机;过关时还要填报详细的情况报告表,什么你从哪里来(特别是这七天),要到那里去(特别是七天后),身体是否有何不适?有否同什么病人接触?还有就是目的地住址、联系电话以及飞机航班、座位号。这样还不够,回到厦门后,检疫人员还连续打了七天电话询问体温是否正常。
反观当年SARS时期,西方政府、媒体很是教育了我们一番,世卫组织一早宣布中国是疫区,劝诫西方各国旅游人士谨慎出行,在在体现了人家的“以人为本”。当时是中国有病,我们都不好意思出去招摇,怕影响了人家的好身体;而西方没病,避之则吉的心态那是溢于言表,对来自大陆的人士可是一番另眼相看,健康的人再怎么斥责都是有理的,再说人家是发达国家,生命金贵着,毕竟生命是不可再的。
可这次什么“猪流感”有点异于往常,是美国的猪病了,然后美国人也病了。这有钱人有病那也是不同于穷人,怎么不同?也许平日这有钱人营养好,肾气足,这不,有病的美国人还是可以颐指气使,硬是让世卫组织把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猪流感”改成一个生硬的、学究气十足的“H1N1甲型流感”,据说是老美家的猪肉都滞销了,老美养猪的人是不多,但可是一个大产业。本来老美这家大业大的,也不在乎这“茶杯里的风波”,可这“猪流感”实在是不识相,偏偏选在美国的象征-华尔街,轰然倒塌后的恶劣环境下,真是国祚不祥,“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有更绝的是人家老美的国务院发言人,那可是我们外交人士学习的典范,在在身体力行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列位是否心存好奇呢?原来这有钱人有病确实不同,他的发言人的发言是针对猪也没有病,人也没有病的中国(也许有人揣测又隐瞒了,但这次好像都是在揣测老美、澳大利亚等隐瞒了),列位是否更好奇了?原来人家老美是如此的“爱民如子”,指责中国的流感规定让美国游客受到不合理对待(列位是否发现此时老美不爱我们了?不担忧我们是否有可能被传染,不对十三亿人讲人道了?)。为了以示本人没有添油加醋,我们还是看一段原文吧:“选择方法的随意性增加了前往中国旅行的不确定性。选择方法将重点放在那些与出现发热或流感症状的旅客临近的人,而受到预防性隔离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登记的体温稍有些高。”发了一通炮火后,最后人家的发言人还说:“应当遵守当地隔离的程序以及其他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城市。”高,实在是高,真希望外交部要好好的组织所有人员好好的学习一番这现代的“厚黑”之术。
也许我一介草民,见识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彻底,是没有资格来评论的,但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著名人士一番话倒是入情入理,他说:“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的人当然并不渺小,他就是西方的兵学泰斗-克劳塞维茨。
西方政体、科学、教育等很多东西是我佩服的,也是我们要向他们老老实实学习的,但我并不崇拜他们,不崇拜的原因就是,在华丽的外表下,西方人并没有一颗比我们更加高尚的心,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而已。关于崇拜西方的人,我是很替他们担心的,记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里有一则笑话,实在发人深省,说的是:有一个绅士,有钱有势,就叫四大人吧,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一番为荣。有一天,一个小瘪三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回到:“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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