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俺想起了文坛上的一则轶事，那就是鲁迅先生笑话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章士钊先生将“二桃杀三士”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用来反对新文化，确是出了“洋相”；鲁迅先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捍卫新文化，也确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令人叹服。
但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鲁迅先生恐怕万万没有料到，“二桃杀三士”在某种环境下，也是可以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曾经实行“绩效考核制”的大明王朝，不就因此而使远远不止三个的读书人（官员）丧失了身家性命吗？
而如今，那两个作怪的“旧桃子”，不也明明放在了众多读书人（教师、医生等事业人员）的面前了吗？“你们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当然，现时的读书人是断不会傻到像武士般“抽剑而起”、引颈自刎的，但绩效考核、拉开差距、末位淘汰、自谋出路之类，也定会引得争斗不已、众败俱伤、甚而鱼死网破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大可以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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