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木棉
茅于轼先生今天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和建设：公平和效率》，光看题目不能不说茅于轼先生确实是比较善于见风使舵的，惯于说人性自私，天性就是为自己的茅先生，居然也会关注革命建设这样的字眼，实在是让人要眼镜大跌的。读完茅先生的大作，才发现“文章藏锦绣”里面还真是大有蹊跷啊。
茅先生说：“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中国解放后的六十年中，毛泽东重在公平，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重在公平的人所追求的结果是：“已经有约一亿的人因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死于非命。”，这个一亿数字从何而来，茅于轼看来是从来不需要操心的，几乎就是信手拈来，看来茅于轼虽然年高体衰，但对于自己的记忆还是非常自信的说到60年饿死的人数，茅于轼就说了记载已经是三千万，还有没有记载的，无法查清的，那就超过了7000万，这次干脆化整为零，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亿，这是为了追求公平付出的代价。
消亡一个亿的同胞在茅先生的眼中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追求公平“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例外地走上这条路。”按照茅先生的推论：“追求公平的结果是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造成公有制让社会贫穷的罪魁祸首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所以精英们这几十年来一直举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牌子当令箭，要想社会越来越有钱，那就得把公平放在一边，讲效率，要效率，唯有效率出来了，才可能吃饱饭穿暖衣服。
读到这里，一个奇怪的感觉就上来了。怎么讲了效率以后，那么多人下岗了，3000多万。3000多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吧，追求效率的最终结果是要让社会的富裕程度超过追求公平的阶段，只是3000万人下岗，他们面临的可不是追求公平的结果“大家连饭都吃不上”嘛，看来这追求效率的后果非常不好，不仅没了公平，而且还继续的吃不上饭。很简单的道理，人没有了吃饭的碗，还拿什么吃饭？
茅于轼先生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经济都有较高的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茅于轼简直是满嘴跑火车。三亿脱贫及改革后中国的发展完全靠的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恰恰是随着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发达，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困境。茅于轼虽说享誉经济界，大名鼎鼎，但是数学恐怕是不太好，最起码的数数的小学生会做的算术题，他都不太通。中国人口有十三亿，三亿人口摆脱贫困，还有十亿呢？三亿大于十亿？还是只有三亿人在茅于轼心里才是值得关注的，其他的十亿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难怪茅先生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茅于轼等“精英”的心中，追求效率享受致富的其实只是5％的人，95％的大部分人属于破坏份子，他们是脱贫的那三亿人之后的泱泱大众十亿人。说来说去，追求效率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少数人致富却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公平，这种效率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私有制的企业效率确实高，明明劳动法规定一周休息两天，私企就只给休一天，明明规定一天劳动不得超过八小时，老板就要让你们加班，有时还不给加班费。明明三个人才能干完的活，老板就用一个人，巴不得这个人和机器一样二十四小时不歇息的为他干活。怪不得华为的员工会过劳死，连续一个月的不得睡觉，在办公室猝死。这样粘着血汗血泪的效率再高有意义吗？这样高效率造成的财富大厦枕着恶梦和白骨，地基会稳吗？
茅于轼先生还说什么：“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在兼顾公平的主体下说人权，不过是自欺欺人。茅于轼也知道这些年过头话说得太多了，民众已经不是当初那样好愚弄了，又摆出一个很能迷惑人的“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它是有基本人权保证的。所以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护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
市场万能是万能的，这是茅于轼这些精英份子们多年来灌输给大众的理念，现在搞得危机四伏，茅于轼又跳出来说“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这真是正说反说都是他有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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