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如此之大、之快，是世界老牌资本主义所难以比拟的，资本第一桶金的积累他们绝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让人震惊的同时更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
一、“权力资本”的产生是比腐败更可怕的事情，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如果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指的是贪污、行贿受贿的话，那么权力资本的介入呢？权力资本不像普通资本那样有个投入产出比，权力资本几乎不需资金的投入，空手套白狼就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双轨制的剪刀差几个字就可以变为私有，一张批文的价值虽然由标的物决定，但决定权完全在权力资本手中。项目的审批、土地的使用、资金的投向都可以变现。权力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有如探囊取物，权利的大小和攫取财富的多寡成正比。还有官位的商品化等等。权力资本的介入已使竞争变得毫无公平可言，发令枪还没响权力资本已接近终点。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难以估量。
二、权力的诞生和服务对象。西方权力的产生是通过竞选产生的，表面看是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西方民主是一种假民主，真正享有话语权的只是少部分资本拥有者，这是资本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两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支持他们政权的都是有产阶级，广大劳苦大众基本被剥夺话语权的。每位总统上台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资本实力的支持，失去他们的支持，要获得竞选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顺利行使权利也会令人怀疑。权力的诞生决定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服务和依靠对象必然是有产阶级。政策的制定、权力的行使必然向有产阶级倾斜。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各级政权也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一点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权力资本的形成是改革开放后期的事情，但是来势凶猛，发展迅速。在中国不多的亿万富翁中属于权力资本的就达91%，这样的比例让人难以想像，他的内涵很丰富的，很容易让人和腐败挂钩。腐败引发的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引发社会问题已日趋显现，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滞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
要解决权力资本就要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难题，早期日本的田中角荣，近期韩国的卢武铉，还有台湾的陈水扁。中国腐败问题的爆发，出现在改革开放后期，党的各级干部，特别的高级干部相继腐败，而且有前赴后继之势，大案、要案、窝案层出不穷。腐败问题毛泽东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建国初期就严肃处理了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经毛主席批准判了他们的极刑。针对这个案件毛主席说：“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劳大、地位高，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刘、张两人的处理，警戒了全党，使广大干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扬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较好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勤奋和廉洁，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没有出现大的腐败问题。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证明，腐败是可以遏制的，惩治了腐败，权力资本还会成为问题吗？
对于反腐倡廉、惩治腐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能说不重视，陈良宇、杜世成等高官的落马，可以看出中央的决心，但为什么遏制不住呢？问题可能出在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问题上。毛泽东时代对干部的管理教育，针对干部的整风运动，现在都淡化了。对干部的处理更注重的是事后处理，而现实的社会诱惑太多，权力的失控，腐败难免。权力资本营运而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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