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老师的时候，经常发生老师上课拖堂的情况。明明下课铃已经响过了，但老师依然意犹未尽，兴致盎然，讲个不休。因我做学生时即最讨厌老师拖堂，所以一旦做了老师，绝对按点下课。当然也不敢提前，学校有专门纠察老师的人员，提前下课，要受处分。
有些老师上课没大准头，有时可能下课铃响过，本堂课内容还没有讲授完，对于这种情况，也不好批评。但整个学校普遍性地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有问题了。总结起来，老师拖堂的原因，并不是由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感引发的，当时的奖金发放制度是其催生婆。
那时我的职称是中教二级，属初级职称，每月工资４８０元。任初三的课，每月有三个星期天要给学生补课，大约八节课，每节课发放４元补课费。每月可领３２元补课费。差不多一年九个月需要补课，总计大约有２８０元左右的补课费。除此之外，工资外的收入还有一项，就是学年年终奖，平均数为７００元左右。年终奖按学生考试分数发放，最多的可领到１７００元左右，约三个半月的工资，最少的只能领不到１００元的工作量奖。让学生考出好分数，没有时间保障不行，因此额外占用学生时间就成了许多老师的不二法门。每学期我都会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我站在教室门口，上课铃已经响过，上一堂课的老师还在讲。等他占用了我五分钟终于下课之后，我还得拿出五分钟让学生上厕所，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上３５分钟的课，因为我不会拖堂。拖堂之外，占用学生额外时间的办法就是拼命布置作业。我上自习课时，常发现学生做其他科目的作业。问到原因时，便说该科目老师很厉害，作业做不完，要挨打。
这种做法管不管用，我不看好。后来我琢磨了多年，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就算不能提高自己所任科目的成绩，但至少阻止了其他科目成绩的提高，因为这种老师通过拖堂，明着占用了其他科目的时间，而超量布置无用的作业，又暗着挤占了其他科目的时间。不为别的，只为年终多拿一点奖金，因为每年奖金的总数是固定的，发放不过是搞窝里斗。
有上述情况的老师当然不是老师的全部，但所占比例绝对超过半数，剩余老师，有的是不在乎奖金多少，还有的是凭良心在上课。不在乎的就无所谓了，而凭良心上课的老师，就比较吃亏了，这里面有教学本领超强的，依然可以拿到超过平均数的奖金，而稍微差一点的，不仅拿到的奖金少，而且常遭领导白眼及同事们的嘲笑。
老师们是如此，机关发公文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机关一年发公文安排工作、统计数据，公文数量竟在四、五百以上，基层单位穷于应付，加班加点尚且不能完成，哪里有时间再去思考、学习、创新？数据造假，媚上并不是全部原因，工作安排过多过滥也应当承担责任。我们的机关设置非常可笑，主要的大量的工作都是基层来做，上级不过是总结、安排而已，但偏偏上级机关庞大，而基层机关力量配备严重不足。下级一个机关的一个机构，要对着上级的数个机构，有时不同的上级机构同时开会，下级连安排人参加会议人手都不够，这种情况太搞笑了。而上级的朝令夕改，更是使下级机关无所适从。
老师们牺牲了学生的时间、学业甚至前途，换来了高奖金。而上级机关某些机构的领导，也在基层无数干部的疲于应付之中，官帽又大了一圈。官帽的大，是没人会感到满足的，既然已经依靠这种有效办法获得了成功，还需要探索什么其他途径吗？于是，公文每年还是像雪片一样飞着，数据还是悍然地造着。不出事，上级升官，出了事，想方设法遮掩，遮掩不了，认栽。近年来，看总结、汇报、媒体报道，通常都是振奋人心的，然而一出事，就出大事，因为能出来的事必然是遮掩不了的事，能不大吗？
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官，说白了，干的就是良心活。如果忽视了良心的作用，而迷信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所谓绩效理论，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乱子频出是正常的，不出乱子是不正常。因为不出乱子意味着有人掩盖了小乱子，而当乱子出来的时候，必然是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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