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喜欢谈论和参与政治。自古以来，他们就想了各种办法朝仕途方面努力，一是想让自己弄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二是想帮统治阶级找一个如何能长期地驾驭老百姓的办法。从战国时期提出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到周游列国的至今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孟夫子、朱熹、董仲舒等等，这些古代有名望的大知识分子学问的内容，都是在想办法让统治阶级怎样统治老百姓。让那些老百姓即能为朝廷拼死卖命，又能俯首顺耳叫干啥就干啥？用伟人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可惜那些皇帝老儿们，一当上国家元首就忘记自己是干啥的了，根本不听这些读过万卷书的知识分子的话，又是修宫殿，又是包二奶、包十奶、包百奶甚至更多。结果，不但把自己的身体弄得虚弱不堪，还把老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结果其他的国家一侵略进来，他们就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鬼，走完了其短暂肮脏可耻的一生。
这些君王的所作所为可把那些知识分子们给气坏了。其中最有学问的孔夫子就悲伧而悻然地喊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估计他当时是想到日本去，因为那个时候美利坚民主共和国爷爷的爷爷还没有出世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筏子”太小，稍微一起风，孔夫子保准见阎王。
到后来，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都走的是以考取功名为人生目标之路。没有考取之前，嗟及哀叹、疾世愤俗，一旦考取功名，便弹冠相庆，携妻带子美滋滋地心安理得地去当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上人去了。考不上学的，只得在家里种地搞多种经营。象蒲松龄、曹雪芹那样能钻在家里埋头多少年，终于摆弄出一个名篇巨著来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只是到了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不只是光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而是开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开始考虑了。
刚开始是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要求皇上变法。结果由于他们的思想过于单纯，没有把事情弄好，叫慈禧老佛爷给发现了。除了康有为的脚板抹油溜得快以外，剩下的几个都被抹了脖子。之后，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随后是孙文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开始武装起义，开始也是屡屡失败，不是被侦破，就是制造炸弹时走了火。最后连孙中山也不得不逃亡国外躲藏起来。
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但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只得自己另起锅灶，一切从零开始。由于他的国民党是一些资产阶级的精英所组成，光凭他们从海外的华侨那里弄点赞助，根本不够基本的开支，与强大的袁世凯是无法抗衡的。黄花岗烈士们的失败便是一例。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紧接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人们才知道除了用政权统治的机器和金钱的力量以外，如果能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所向无敌的。
于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两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开始了北伐战争。由于人民早就厌恶了战争，再加上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他们知道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因而在战斗中就非常卖力。真正的属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北伐战争巨大的胜利就因为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而取得的。然而，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掌握了军权以后，看到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而且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又是打土豪、又是分田地，弄得热热闹闹。他的心里开始有了怨气了，再加上他身边的同僚们都是有钱人出身，他们在他身边又是哭又是闹：说这可不好了！这帮穷鬼可真是想把天翻过来呀！这以后天下肯定就会大乱的。
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蒋介石把脸一变，大声吼叫道：娘希匹！这还得了？给我杀！于是，在“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漏网一个”的喊杀声中，天真幼稚的共产党员和淳朴善良的农民们的人头便一个个的落了地，罪名是“刁民、暴徒。”在白色恐怖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地投向了国民党的阵营。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他们极少数人仍领着穷人搞起了起义和暴动，和反动派继续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学问大，脑袋瓜灵活，谁势力大他就跟谁，谁对他有用处就给谁吹牛拍马抬轿子。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不象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那样光会认死理儿。
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还是有一少部分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在那个时候，能留到共产党里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都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准备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一切的人。
在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之后，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和红军们一起经过坚苦卓绝的长征以后到达了延安，成为共产党的队伍中最宝贵的财富和精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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