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者
去年以来，为纪念大批知青下放40周年，各地都自发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今年达到了高潮，在黑龙江建成了知青纪念馆，全国许多知青都自费过去参加。在这些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我们开会、写书、撰写回忆录，我们在倾诉，我们在宣泄，我们也大声控诉，要求补偿、喊出“我们没有自愿”，“还我青春”，要追回那些“蹉跎岁月”，我们回忆当年打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城”的标语静坐示威、上街游行，一些知青的带头人被称为英雄、领袖，受到尊重……作为1968年下放的“老三届”知青，我完全理解、赞同，也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活动。
但在我们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却独独缺少了“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插队时的农民，是兵团、农场中我们走后仍然坚守在那里的人员，老农工、老军工……
几年前，我抽空回了一次插队时的农村，在村口遇见一个锄地的老农，我跟他谈了好久，他知道我，但我却始终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回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间，我突然想起来在农村割高粱时的情景，那是东北最累的农活之一，每人几条垄往前割，刚开始齐头并进，但后来就拉开差距了，割的快的人一马当先，在满是高粱的大海中开出一条大路来，而割的慢的人就被甩在后边，像拖着一条大尾巴。我虽然身体不错，但由于缺乏技术，所以总被甩在后边，作为身高马大的男子汉，我很汗颜。而几乎每次都是那位老农——其实他年纪跟我一样大，而且也是初中毕业——他来帮助我、接应我，使我不至过于难堪，想到这里，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他。但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真的太惭愧、太对不起他了。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他叫李敏，是富农的孙子，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的境况可以想见。其实他很聪明，农活干的很好，是个年轻的“把式”，人也很善良，好学上进，他读过初中，喜欢跟我们知青聊天，可以看出，他向往着知识和文明，但他摆脱不了那与生俱来的“出身”，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农村。对他来讲，这就是宿命。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了，但都在城里打工，生活是过得去，但毕竟他老了……
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已经30多年了，现在生活在南方。我的工作体面、轻松，我每个月的收入，可能比他一年到头从土里刨出来的还要多。作为有点年纪有点经历的人，我经常回忆起下放的那些年月，但我却把他给遗忘了，而且遗忘的如此彻底……离开村子的时候，我望着那些低矮的农舍，那些刻满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不禁想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来说，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我们在农村所受到苦难、所遭到的委屈、所经受的历练，比之他们，都算不了什么。
无论怎么说，我们绝大多数都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兵团或农场，我们回到了城市，回到了为温暖的家。因为我们有家可回，我们拥有城市户口，我们是属于城市的。城市属于我们，但却不属于他们，他们在城市里只能是打工，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只能是打工，等老了以后，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农村。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下放40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在心底里都会感到庆幸，庆幸我们终于脱离了那个贫瘠、落后的农村。我们在报纸里，在杂志上，在影视中，在网络上写着，放着，拍着，我们向孩子们描述着……是的，我们有文化，我们掌握了话语权。而他们呢？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我们所遗忘，而且遗忘的如此彻底。
我和那个老农李敏的区别，经济学家说，那是社会分工，我说，不！这是社会不公。对于探讨、纠正这样的社会不公，我想，也许比纪念知青下放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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