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想的高度，其实是个别人思想的高度。不要幻想一个民族所有的人某一天突然整齐划一的达到了一个高度。因个人的高度拔高了民族的高度，这样是可能的，但是也是悲哀的。独自撑起时代的思想高峰，背负着黑暗因循的压力，毫无疑问，这种人会拔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六亿神州尽舜尧，绝对是不可能的。
这种天才式的思想者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也是旷世罕见的。
鲁迅写过《未有天才之前》，既有天才之后呢？天才陨落了，思想就该堕落吗？其实也不是堕落，应该是回落。有人很准确的说过这样的话：毛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从来也不在庙堂而在草野。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两句并不矛盾。
六十年来的历史，不能简单幻化为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人民不会变，毛也不会变，他已经成为历史。社会却变了，变的翻天覆地，变得眼花缭乱，那么，是不是当局，转向了？
历史不是这么简单。
当初起步的时候，改革起步的时候，大部分人（当然不排除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都不是蓄意背叛，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一切，自己做的这一切，是拾疑补漏，“任何修正，都是进步”。于是在当时大众认可的范围内扬帆起步，“那是一个春天”，歌曲里这样唱。可是，走着，走着，突然现，自己似乎与出发的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远或者遥不可及。
彼岸在哪里？有人故意给出另一个答案，这不奇怪，人都是阶级的人。
当初呼喊春天的人都错了吗？不是的。英雄的高度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英雄既倒之后，民族的思想，必然要回落到自己的原本水平，合乎大众的水平。曲高和寡，于是英雄的呐喊成为绝响。
民族的苦难史就是民族的思想发展史，苦难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将成正比。这就是“反面教材”的价值所在。
于无声处听惊雷。右翼不能占有大众，不能占据思想的高度，那必将裸奔。如果没有制约，前途实在不可言说。
思想不能代替体制。体制固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也没有那么好。
君权神授，那是过去皇帝对自身合法性的解释；现代的社会，这个解释肯定不行。
革命是不需要选举的，革命也不等于执政，所以革命有天然合理性。问题是，现在，有人在告别革命了。
私相授受的权力，必然导致密室政治；也必然导致或东或西或左或右的政策摇摆。
在我个人，试图从右的方面学习体制，从左的方面吸取思想。左和右，必须共存。没有左，也就无所谓右。不要做赶尽杀绝的事情，右的势力是大了些，但是其实也是纸老虎。左的力量应该在群众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知识分子的喧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从清末开始，所有的进步都是铁和血。今天阳光很好，我很珍爱这样的天气和这样的季节。但是，我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至多也就是“但开风气”几个字而已。
“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很锋利，也有效，但是杀伤力太大。一但祭出这个法宝，真的是玉石俱焚，我不希望这样。
伟大的国庆，国旗方队是从1840年起步走了169步，1840年以来的历史，所有的思想者应该从头读起，特别是清末以来，政权更迭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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