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由富人来治理

中国不能由富人来治理

——关于“老板村官”现象的一点思考

中国绝不能由富人来治，只能由共产党来治。共产党治理的中国，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尚有希望，民族复兴尚有希望，事实证明，在最重要的政治游戏“治与乱”的博弈中，共产党段位不低；

富人治理下的中国，老百姓只能重新沦为奴隶。不管用什么漂亮的“普世价值”忽悠我们，我劝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人一票的“选主”也罢，“全国直选”的竞秀也罢，“新闻自由”的昏话也罢，“开放党禁”喧嚣也罢，一条也靠不住。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根本无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司马南／文

新华社每日电讯报道：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新华社的文章称，这是“值得警惕的新现象”。其实，此现象早已经不是什么新现象了，三分之二的村庄里均为富人当政，还什么新现象？

村委会直选肇始，先富起来的人谋求村委会主任的位置即为现实。开始，人们的确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新鲜的事情看待的，本人主持的几届“全国村官论坛”，每一届均有富人村官代表出席，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言，接受采访，宣讲自己带领村民致富的过关斩将的传奇经历，颇受好评。

不可否认，村官当中的富人，不乏舍弃银两报效家乡的动机高尚者，不可否认，富人村官的打拼经验与见识对于村里致富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素质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商业环境中，更游刃有余。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富人村官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其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与乡亲们的共同利益一致，有时很不一致，有时甚至会因为利益分歧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些动机高尚的富人村官，也会因为环境变化而产生不那么高尚但是符合利益规律的个人诉求。

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好处显而易见，坏处也很明显，最遭诟病的的是三条：第一诟病贿选，他有钱，他有支付能力，他要保住既得的政治荣誉和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在选票不合乎自己要求的情况下，掏出钱来摆平，把民主变成“资主”、“钱主”或王绍光先生说的“选主”；第二诟病分裂，富人村官精力分散，顾及不过来村里的大事小情，要他整天在市场上周旋，今天亏，明天赚，到处救火，还要当好村委会主任，有时两副担子只能担一副，资本的意志决定了他会首选董事长而不是村委会主任。第三诟病老爷，既然村委会主任不过是富起来之后的一种选择，既然富人在村里既有经济权利又有行政权力，企业内部的办事机构与村委会的办事机构事实上就有了理论上重合的可能，不少富人当政的村里，董事会代替了村委会，一言堂代替了村民自治，封建家长的老爷作风代替了共产党的干部的传统。

一俟富人当政，“私利冲动”往往远大于“公利冲动”，当一个富人与另外一个或几个富人都对村委会主任位置怀有企图的时候，“寻求连任的私利冲动”与“皇帝轮流做的私利冲动”交织在一起，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资本较力”的乱象将普通村民沦为看客或道具，民主的本意和善行此刻唯有沉默。

新华社说，“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 ”越是富裕的村子，村委会主任的位置越是值钱，富人便越是要处心积虑将其拿下，高额贿选便越是不可避免。

“贿选的界定和查处”事实上很难，因为亲戚连亲戚，大圈套小圈，利益链复杂得难以想象，牵一发动全身。对于富人村官来说，贿选不仅有谋求私利之必要，而且违法成本并不高，“守法成本反倒远高于违法成本”，对这种现象，来自上级的有效监管微乎其微，来自村民的约束在选举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几无可能，而下一次选举到来之前，则意味着又一次乱象的开始。

众所周知，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村民自治是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简言之就是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公平，而保证公平的办法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但是，公平与民主均为人们追求的理念，在富人竞当村官的现实境遇下，“四个民主”同时遇到尖锐挑战：“民主选举”变成了金钱选举，“民主决策”变成了“老板决策”，“民主管理”变成了“钱主管理”，“民主监督”变成了事实上的“无人监督”。老板的口袋与村民的口袋薄厚之不同，老板村民占有财富的多寡之不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之不同，决定了老板与村民之间享有的政治权利不可能相同，名义上的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根本不能保证实现选举公平。眼下，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在相当多的地方因此而遭遇瓶颈。

我并不是在批评老板。老板的动机无可指责。

老板本来就是逐利的组织——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有机会占有社会资源以期谋取更多的利益天经地义，尤其是当老板做大的时候，乡里、区里、县里、省里的领导，都对老板侧目而视称兄道弟，区区村委会如何容得下他？他在村里修路造桥带领村民致富功不可没，如何叫他谦谦君子般含羞草一样低下头来作农民联系群众的模范？须知，金钱会使人格扭曲，发生异化，易为“资本化的人格”。此时，资本的意志才是他的意志。

新华社发这样的稿子，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富人村官”、“老板村官”现象会已经引起整个社会广泛的重视，乐观地估计，也许离着解决问题也就不远了。所以，笔者以为，“富人治村”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富人治国”。

别以为笔者杞人忧天，于现实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出席“两会”人员当中，富人代表、富人委员的比例压倒性地增加了？是不是有人滑稽地参政议政，论述“富人是弱势群体”，公然漠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不是有大企业头面人物年薪几千万生活奢侈无度，并有资格与能力参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不是有的大款动不动就以政府不救市，政府不托房价，就会影响GDP、影响政绩来要挟政府？是不是有的公司老板，白天是守法经营的企业家，晚上是胡作非为的黑老大，他们与政府机关的“文强”们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糊弄国家鱼肉百姓？是不是有跨国公司的代理人，拿着美元在公务员队伍中赫然寻租，并已经成功地占领市场打开局面？是不是有人天天鼓噪什么“市场万能”，鼓噪“政府没有名誉权”，政府“没有理由干预资本的行动”？是不是有人丑化中国形象，把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说共产党独裁专制，扬言用西方的政党政治“格式化”中共，用什么“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是不是有一批扮演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所谓的学者，拿着可疑的基金赞助，几乎不掩饰地以资本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毫无羞耻地发表吃里扒外的“学术观点”？……

那天见到高梁先生，他说到一组大概的数字。解放前夕，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与今天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那时的外企控制了我们的交通、钢铁、电力等重要产业，几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的其他产业。假如今天我们在外国资本长驱直入的时候，被人家用各种办法突破经济安全的底线（比如，电信业如果被人家控股，比如，其他行业外资比例过大，重要领域民族产业损失殆尽），中国的经济比重亦有倒退到解放前状态的可能。那时，就不仅仅是“富人治国”的问题了，而是外国富人来治中国了。

但愿我的担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中国绝不能由富人来治，只能由共产党来治。共产党治理的中国，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尚有希望，民族复兴尚有希望，事实证明，在最重要的政治游戏“治与乱”博弈中，共产党段位不低。

富人治理下的中国，老百姓只能重新沦为奴隶。不管用什么漂亮的“普世价值”忽悠我们，我劝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人一票的“选主”也罢，“全国直选”的竞秀也罢，“新闻自由”的昏话也罢，“开放党禁”喧嚣也罢，一条也靠不住，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根本无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这就是“富人治村”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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