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文人似乎大体命运都不好。
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被割了JJ。贾谊被诱杀。孔融被抄斩。
弥衡被曹操借刀杀人。嵇康被司马皇朝斩了头。魏征虽然得了善终，但李世民也没少想着要把他干掉。李白在流放途中病死。杜甫是困饿多日之后暴饮暴食而死。
宋之后，文人在民间的形象则多流于负面。周邦彦钻李师师床底，苏东坡风流，王安石古怪，朱熹一边提倡礼教，一边纳妾纵淫。明朝近三百年，似乎就没出过什么纯粹的文人，会写字的谏官倒是出了一批又一批，像李东阳，王阳明这一类的才子，都是真正投身过政治的。至于清朝？有文人吗？有一个被乾隆皇帝骂为奴才的文人纪晓岚。晚清倒是有些文人，比如说魏源，康有为。到了民国，用论文的形式谏言蒋委员长要剿共的钱穆，傅斯年等人，自然也是文人之类的了。至于到了我朝，胡风无疑是文人。
文人到底是指那一类人？到现在都没有个准，不过，文人=知识分子，这好像又没什么异议，结果又说不清知识分子到底指那一类人。 不过所列举的这些名人当中，有些人到底算不算文人，也还要商磋一下。比如说司马迁，他是史官出身，按现在话说是公务员，还是党中央直辖的那一种公务员。魏征虽然给李世民很多谏言，但他先在太子府供职，后事李世民，他的身份更像是绍兴师爷之类的幕僚。这类人，文人素来是看不起的吧。王安石虽然会写词，但不用说他是政治家和改革家。至于康有为，虽然有文化，但他投身于政治，先是维新派，后是保皇党，早就从文人异化成政治人物了。共和国元帅陈毅会写诗，但想来没人会把陈毅元帅归于文人一类，只能说元帅有文化。至于说到明朝的谏官，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很多是很有文化的，但后世的文人对明朝的谏官又多有否定，负面评论居多。这似乎显示了文人没把谏官当成文人的一面，同时似乎也突显了文人希望自己可以表达意见，却又不希望自己的言论受到批评和否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蛮横心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文人说的话就是对的，反对文人的话就是专制，就是黑暗，就是御用文人’这样的心态。所以基本上从古到今，文人的下场不太好的同时，统治者和为统治者说话的人，在文人眼中就都变成了专制者和御用文人，受到文人的指责，痛骂。
文人到底有多了不起？几千年下来，只有你对？别人就是错？
关于新中国文人第一案胡风案，我不了解，也不想在此说此案的种种，但是我觉得孔教授对此案之定论很有意思：胡风恃才孤傲，唯我独尊，宗派昭然，虽素无反党之心，却常存渺上之态，如此耿介文士，盛世难得，正堪当重任也。今乃加之以桎楛，使天下墨客懦于直言，为此后文祸开一不吉之例也。
我想问一下，渺上就代表耿介？耿介之人便可担当重任？这是谁规定的用人条件？如同现在，一说人性，必然提到下半身，只有下半身才是人性？那上半身是什么？还有啊，文人被加了大棒，就不敢直言，这样的话，到底是在说统治者专制呢，还是在说文人就是一只顺毛狗，只能顺，只能抚？如果一个文人，被加了大棒便躲进小楼成一统，缩起头来当草鸡，比起革命者的不折不挠，这样的文人有什么资格担当治国的重任？这样的墨客说出来的谏言到底又能有多少建设性，又能有多么的重要？若按孔教授所说，胡风这一类文人的谏言很重要，难道另一类知识分子的谏言就不重要了？难道胡风案过后，就真的没有知识分子上书谏言啦？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便分左中右。胡风这一类的文人不敢谏言了，那另两类呢？啊对了，在文人的眼里，只有渺上才算文人，只有梗着脖子跟上面作对，才叫做风骨。这到底是什么认知啊？香港有个民主党魁李柱铭，在香港回归之后的头几年，我看新闻的时候，那真是逢港府提出治港之策他就反对，闭着眼就反对。人家全部都不对？你闭着眼睛就反对，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是个笑话。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资重用的价值？你既然反对，你就退到一边去，国家要的，就是群策群力，一起干革命的人。不是总是扯后腿的人，总是梗着脖子叫反对，以表现自己很有傲骨的人。
弥衡死于狂，嵇康死于傲，胡风累于狂，其实说白了，都死于只认自己不认世人的自私！
很多人都说曹操不杀弥衡，是怕担杀士之名。说这话的人都没脑子。曹操敢杀老孔家的孔融，会不敢杀弥衡？不杀弥衡，只是还没到必要杀此人的地步。曹操可不是老孔家旁边的二楞子邻居，会一言不和就拔刀子捅人，曹操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放在今天的话来说，曹操就是个革命者。郭嘉的文化想来决不在弥衡之下，辅佐曹操，文人对他的推崇就不多。弥衡击鼓骂了一下曹操，千年传唱，这得意劲——
合着文人的特性之一，就是反，甚至为反而反。若再加点野心，就变成谋反。他胡风没有谋反之意，但方励之一类的文人，则已是事实证明有谋反之意，之实。
文人若此，可叹可怜，可恨可恼。
就算文人所处之世都是春风得意的，文人的谏言对于当权者来说是不是就真的重要呢？相对于文人的谏言，以江浙财团起家的蒋委员长，想必更看重江浙商人的谏言。以为人民服务为根基的新中国来说，工人，农民，士兵，愿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知识青年所发出的谏言，也远比文人更重要。对于当下胡哥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尤其如此。
文人和统治者，一个是空想，一个是实践。空想的文人因着实践派在实践过程中的错误，暴力而永远占领着道德制高点。可是实践派却又因着在这世间创建的不世功勋将文人的阴茎，睾丸掐住，玩弄，最后一刀阉割。
文人和统治者，是分不开的矛盾，解不开的结。但毛主席曾经思考过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曾经实践过如何纠正文人这种孤芳自赏般的骨头，让他们真正融入人民的洪流当中。让知识分子工农化，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文人学了一身的本领，如果这一辈子只是与统治者作对，有破坏没建设，学得这一身本领到底有何意义？
说白了，以前说学得一身功夫，卖与帝王家。现在说让知识分子融入人民的洪流，本质是一样，服务的对象不同。但是能够令绝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的服务，怎么着，也比只为帝王一家，只为少数富贵者服务的道路更伟大，更值得去贡献吧。
最后对于孔教授说的‘太祖于是志得意满，骄心暗滋，乃于次年，即西历1957年——’这类结语，真的是觉得孔教授喝高了。喝高了，就回家睡觉，不要胡言乱语，蛊惑人心。
我们这个国家，到1957年，顶多也就是从一无所有的贫苦人，终于有了一间砖瓦房，可是里面，不过是一张床，半缸米，几件衣服的地步，莫说一生一心系于人民的主席不会骄傲，就算是刚解放就跟资本家打得火热的刘少奇，邓小平也不可能骄傲啊。随便在北京城走一走，都能看到残屋，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万里长征才开头，这样的骄傲结语从何而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不就是右派常做的事吗？
咱不管孔教授有没有派别，只是想请自认为是新左派的人们，重新再看一看鲁迅先生的那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学习之余也以此来警视自己永不变色吧。主席称先生为圣人，很多事，先生确实洞若观火，在此仅缉录一段话：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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