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无静
前两天坐地铁的时候，旁边有人在看报纸，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亚洲人有思想吗》。是啊，现在的亚洲出过什么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吗？好像没有，阿玛蒂亚·森和福山，虽然分别是印度裔和日本裔，但都是美国籍，而且他们受教育和研究都在欧美，不能说是亚洲培养的思想家。再进一步想到中国，好像我们连森和福山这样的人物都没有。
我们真的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看看当今的显学——经济学吧。中国的经济发展，被世界视为奇迹，但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思想，无法与这样的奇迹相称不说，反而更等而下之，沦落为一个个匪夷所思的侏儒似的笑柄。他们有主张改革中损失最大的是领导干部，所以要重点补偿的；有主张经济适用房容易导致腐败，所以要取消的；还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归功于企业家，广大的劳工的血汗可有可无的。在像我这样的圈外人士看来，能够说出这种低劣话语的经济学家更像是官员和富豪的清客与帮闲，根本不能算是有独立思想能力的学者。
直到看到薛涌的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之后，上述的困惑和郁闷才算是一扫而空，心中有一种释然的清爽。
薛涌认为，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广大的劳工，因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正是建立在大量的廉价劳工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的。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却没有产生出世界知名的品牌和厂商，也说明中国的企业家根本就没有创造力，只是在简单赚取廉价劳工的血汗。至于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控制绝大多数资源的国家，官员权力独大，缺少监督与限制，任何稍微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容易导致腐败，所以不能因为容易导致腐败就不做事情，关键的是在做事情的同时，如何控制与杜绝腐败。
当然，茅于轼在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经济适用房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没有让相关的房子生产出相适应的市场价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经济损失。对此，薛涌在批评张五常诋毁最低工资制时，也有相当精彩的反击。他说道，“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薛涌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以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的一次总清算，对原先流行的市场拜物教的总声讨。学界声名赫赫的大佬，比如吴敬琏、江平、张五常、茅于轼、李稻葵等，以及他们的相关错误言论，都受到了犀利的剖析与痛击。薛涌的批评，既有世界经济史的学理，又有基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生活常识，还能够把学术话语转化为人人都懂的时评语言，文字简捷有力，让人读后有痛快淋漓的阅读快感。
也许，正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才会产生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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