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大山谁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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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山谁来移？——我的文革之十六

毛主席创建了人民共和国，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全赖一个遍布城乡的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文革期间，医疗资源下探，遗少插队的县医院都有好几位从省城医院下放的专家，就是一个小小的公社卫生院，也能毫不含糊地进行普通腹外科手术，手术连同术后住院费用二三十元而已，不过十年工龄职工的半月工资。而今天患者做这样的手术起码要到二甲以上医院，连同高昂的检查和住院费用下来，没有万儿八千￥你就不要打算利利索索出来。医院条件是好了，毛爷爷说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早已复苏30有年，随着乡镇以下医疗体系的湮灭，县级医院的衰败，上地市看病就医已经成为底层工农和普通职员的畏途。看看省会城市各大医院每天门庭若市的景象，多少低收入群众抖抖索索掏出一个月汗水换来的上千元收入，刚刚够支付一次中型的连锁化验检验费用，不说在城市异地旅居、求人托告请专家名医的种种难处，光是一个普通腹部手术给主刀、麻醉、护士长的人情钱就得好几千。别跟遗少说各家医院都有禁送红包的禁令，若无潜规则铁律，谁会把自己的血汗钱心甘情愿奉送出去？

改开30年，原本维护8亿人民身心健康的医疗卫生体系反过来成了人们公认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到底为什么，谁能告诉我？

企业改制，重组的幕布拉开，上亿的国资成了私人老板（有的还是国家原来派驻的企业负责人）的私股，上万的工人成了任人开销的工奴；医疗改制，卫生事业成了企业化管理，检验成了商品，医生成了推销员，救死扶伤蜕变成见钱眼开。对健康经济层面和医生道德良心起到根本性毁坏的还是医院卖药，药价几何级数的翻番黑幕尽可从《医药代表》小说中领略。一个个铭记希波克拉底医誓的良知青年医生和中青年专家，就这样被万恶的医药体制逼进了深渊，你要反抗？要维护良知？要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你就必定会失去在医院执业的资格和机会，甚至会成为全院人民的公敌。就和某位官员要和官场整体腐败为敌一样，倒下的只能是堂吉诃德。

改开30年要展示一些成果，不少大医院仿照一些重点中学开设“英才”、“英杰”一类高收费挂靠学校一样，利用国家资源开出了挂靠本院的博爱医院、仁济医院等等，本院医护资源及高级设备资源优先配置，病房堪比星级宾馆，护士还要兼为患者的生活服务。但是这种收费畸高的贵族医院又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呢？它的存在，无非是给已经不和谐的社会再增加一丝百姓的侧目罢了。

前有司法公正的底线击穿，全民信访成为燎原；又有孔夫子的“有教无类”被抛弃，堵死了草根子弟进身的唯一门户；再有“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沦丧，人的生命尊严败倒在金钱至上的疯狂之中。社会道德的三处卡位底线已经不复存在，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再不改变能行吗？司法人员、专家医生、学者教授被冠以“黑狗”“白狼”“眼镜蛇”一类恶名，其实罪过不在个人，而是万恶的改开体制。要不，为什么现在不仅是受压迫最深的工农群众，而且连同普通公务人员、白领阶层、中小自由职业者都在呼唤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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