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的先富者，村支书侵吞了集体财产
城市中的先富者，大小官僚
“让官员、资本家先富起来”的错误
2009年11月9日晚的“焦点访谈”节目， 谈了一个很好的题目。
有一个村的支部书记，侵吞了村办的砖瓦厂，不但未给村民办好事，还让村民背上了人均数百元的债务。实际上，村支书本人却有上千万的财产。
回首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曾经激励起多少人的致富梦想。
先富起来的是哪一些人呢？这些人是怎么先富起来的？
许多人，通过辛勤的劳动，精湛的技术，周到的经营服务，等等，确实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同时他们自己也得到了社会价值的认可，获得了较高的报酬，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通过勤劳致富的人们，是广受人民群众赞誉的。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南巡讲话”以后，政府官员们耐不住了。
有些人民群众先富起来了，官僚们落后了，怎么办？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下如得了“圣旨”一般，纷纷大显身手。“下海”的下海，“承包”的承包，最差的也要兼职个顾问什么的。总之，要捞一点实惠的资产。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X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等等市井俚语，传遍大街小巷，让老百姓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这样通过权力致富起来的人，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
九十年代后期，深入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即“国退民进”，让各地国资委的官员们赚了个盆满钵漾。
毛主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辛苦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体系，产权当然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理应由全体人民来处置。
全体人民的企业，不是国家的企业，也不是政府的企业，更不是国资委官员们的企业。
如果要卖掉全民所有制企业，可将所得补充进全民社保基金，人民或可答应；如果是中饱私囊，不知所得何去，人民如何能答应？
对于靠这样手段致富的人，人民不但鄙视他们，而且一定会起来反抗。
马克思主义的“量变引起质变”，体现在群众致富方面，有两层含义。
一种理解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逐渐提高的，由贫穷到不穷，由小康到富裕；
另一种理解也许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部人富起来。
这两种理解，在中国到底那一种是正确的呢？
还是两种理解，都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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