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就是如此不堪，你又让我们渺小的个人如何与强权抗争呢？连刚正不阿的李敖先生都说，现在民众与政府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民众想要维护个人权益就必须要讲求方法和手段。他还举例说，在中国大陆有位儿子被人害死却无处伸冤的父亲，就带着儿子的头颅进到中南海去告御状，最后沉冤得雪。他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遵循的维权之路。但他不知道这条路的辛酸苦楚，以及所需的付出成本与代价。这位老者还算幸运，但那些不幸的人又怎样办呢？中国不也就李敖先生一人可以大放厥词而依然盛誉不断吗？我曾经和舍友说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他们还不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都把中国的事情想当然了，所以我们把一切控制的也太过严格了，这就使得我们为了所谓大局可以心安理得的牺牲掉一些人的利益，可以为了稳定干一些本来于稳定无益的事，这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30多年前，针对两个凡是我们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但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却不允许听到不同意见，把一切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不是和改革初衷大相径庭吗？另外，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已经当家做主的人民大众想要维权却要如此之艰难？有人说这是中国在政治组织过程中发生了偏差。人民的权利被削弱，政府官员的权利却被强化。当初我们国家设置人大、政协，就是一场中国式的权利革命。政协由社会精英组成，负责制定国家的发展大计；而人大由底层民众组成，负责监督权利精英并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有人说，要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人民应该具有罢免官员的权利。但我对这些是有不同看法的。人民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尤其是在中国对那些掌握权利的民众更是如此。文革的进程就很能就很能说明问题。没有更广大人民对权利义务的觉醒，中国的大众民主将步履艰难，这也是我们现实的无奈。对于我们目前的权力架构，西方的普通法判例也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人对于人情世故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所以在我看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进行文化革命，这场革命要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中，由文化领袖带领，以整合儒释道为目标，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更好的适应现代文化，在出世，入世问题上找到归宿，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x同志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由此提出了黑猫白猫说。有人说是真理 就无需检验，很有道理，但实践却是可以证明真理的。但对它的唯一性我表示怀疑，另外用什么样的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误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活力的，就要进行私有化，甚至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提出了质疑：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进行一切罪恶。对呀，为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提高我们的GDP，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又牺牲了多少。有人甚至说这是带血的GDP。我们的经济就是靠透支未来达成的。而这未来又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二就是我们可以无限回收的土地，这构成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无穷动力。但这也有无限风险，一旦我们国家的控制力下降了，我们的经济就有崩盘的危险。所以进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当务之急就是重新确立公平标准。郎咸平说西方证券市场一开始是以东印度公司的掠夺为基础的，这和我们国家控制土地如出一辙。西方国家由于引入公平概念，加强福利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问题，但它还存在国际问题。郎咸平说，恐怖主义摧毁不了美国，这在我看来这恰是他们最大的危险所在。西方的上层人士为了本国的稳定，而去心安理得的掠夺他国财富，残害他国人民，将国际间的公平正义损耗殆尽。而美国也在二战后结束了保守主义政策，进一步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将世界人民逼到痛苦绝望的边缘。如果这种情况还得不到改观，马克思的预言还会实现，世界上的劳苦大众将毁灭帝国主义。他们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是世界良心最无情的发泄。中国不存在对外扩张的危机，却是在和自己的子孙后代抢饭碗。我们对待大自然，对待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采取公平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想我有些愤青，但绝不是真正的愤青。说出我们国家的不足和麻烦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更快更好的发展，但最终发展的目的是让人们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福利，达成人们更和谐，更自由的发展。我想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去让公平正义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不受偏见的行进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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