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即使没有这种“规范上访”的规定或“14中情形”的界定，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样的上访行为属于“正常”，什么样的上访行为有风险。比如进京上访被“劝返”原籍，然后是接受政府的“教育”；如造成“恶劣影响”，还可能被关押、“被学习”、“被得精神病”，甚至上访不成、客死他乡的事情也不少见。这些大家不是不知道，然而“非正常上访”却依然不断，说明什么呢？怎么也不能解释为，有些人就是有铤而走险的爱好吧？记得有一位市委书记说过，“上访群众八成是有道理的”；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也这么说。自古道，没有冤情不告状。没有难事，或者问题都能解决，有多少人会对上访乐而不疲呢？
上访固然应该走正常渠道，但是“非正常上访”现象多，是不是恰恰反证着“正常渠道”的难走呢？就拿引发群体上访原因最多的非法占地问题说吧，“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依靠乡镇政府解决，然而乡镇政府往往就是策划实施非法占地的当事一方，这方面存在的官商勾结等腐败黑幕也最多；而县区一级政府往往又是基层官员的坚强后盾。说白了，基层中存在的大量的滥权、腐败、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等问题，既是引发群体上访的直接原因，也是“正常上访渠道”走不通的直接原因。而越级上访转批原籍处理的“正常程序”，又加剧着官民矛盾，而后是上访群众遭报复；不但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还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才出现的“14种情形”，以及《通知》所称的“愈演愈烈”。
以“劳教”等手段严厉处罚所谓“14种情形”，短期内、表面上可能会达到“风平浪静”的预期；但是导致“非正常上访”的原因如果不能消除，潜在的问题会更多、更严重，结果可能是埋下了更多的“定时炸弹”。
重视监督上访，疏于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带有一定的共性，而由此造成的代价与教训应足够令人反思了。比如“山西忻州第一信访大案”，当地官方事后反思时承认，“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群众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当初面对“忍无可忍”的上访群众，当地政府首先做的不是解决问题、化解诉求，而是一味打压，结果压而不服，最终酿成“代价巨大”的结局。
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么，面对“愈演愈烈”的“非正常上访”之痛，究竟该以“正常渠道”的疏通来“止痛”，还是“外科手术”似的对待“14种情形”，还望深圳官方三思而后行。（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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