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告别青年中国
萧武
用汪晖的话说，1980年代属于“短20世纪退潮、长19世纪回潮”的时代。不过，与漫长的19世纪的传统不同的是，1980年代这个后革命的年代里，即使破除革命年代的遗产，也是以革命的姿态和方式进行的。
在这个据说革命已经退潮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都还保留着革命年代的惯性。原因很简单，正如崔健唱过的，1980年代的青年们实际上都是“红旗下的蛋”。火红的革命年代是年轻人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的性格兴奋、热烈、冲动、暴躁，与青年人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即使是那些后来口口声声“深刻反思”文革的人，在那个年代也同样的兴奋、热烈、冲动、暴躁，就像一团火，随时都准备点燃整个世界。1976年之后，虽然人们反对的东西变成了文革、四人帮、专制等等，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察觉，这种爱憎分明的强烈的感情与1976年之前基本上相同，只不过他们反对的对象从苏修、美帝、黑五类、走资派、大右派变成了文革、四人帮和专制。
1949年之前，激进的青年人的性格大体上决定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的国家性格，而1980年代的年轻人一方面继承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青年”传统，一方面也在主导着1980年代的国家性格。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是思想层面，都是如此。1911年的青年们热烈支持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青年们热烈支持国家统一富强、工农平等，1930年代的青年支持坚决抗日，194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共产党、解放军，195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打倒子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1980年代的青年们则热烈地支持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向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倒退，一方面热烈地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至于什么是真理，则几乎没有人来得及认真思考。1911年的真理是推翻专制走向共和，1920年代是民主科学，1930年代是抗战到底，1940年代是阶级解放联合政府，1950年代是马列主义，19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1970年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到了1980年代，则是一切来自西方的、不同于中国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思维、新行为、新制度、新做法。年轻人一边反对着旧的“两个凡是”，一边建立着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必定是不好的；凡是西方的，必定的好的。
在这个新的“两个凡是”之下，许多整个中国的“短暂的20世纪”都在拼力反抗的东西，在这个30年前革命就已成功的土地上出现了。从1840年到1978年都没人想过、也肯定不会有任何人同意的“新思想”也乘机出笼了。这就是《河殇》。
在今天，当然不会有多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愿意承认了，但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河殇》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在1980年代还是青年人的人里，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或明或暗地赞成《河殇》的观点的。不要说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即使一度是中国大地上最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年代里也黯然失色。在这个年代里，人们忘记了中国革命曾经的成就与功绩，只记住了专制黑暗的文革十年，压抑人性，没有自由，他们以革命年代的青年人诅咒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语言和方式诅咒了中国革命——当然，在他们的词汇里，这不是诅咒，他们把这叫做“深刻的思想批判”。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毫无前途，只有来自海洋的欧风美雨的甘霖才能解救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
来自一切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包括牛仔裤、摇滚乐、迈克尔·杰克逊、邓丽君、霹雳舞、流行音乐、先锋艺术、自私自利、婚前性行为、尼采、海德格尔和现代经济学，在这个年代都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青年人追逐的对象。这种追逐新潮在那个年代被理解为“解放”，尤其是“人性”的解放。但也正是对这种解放的快感的过分追逐，让1980年代呈现着一种狂欢的状态。不仅是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有些还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了，他们与年轻人一样批判中国的一切，赞美西方和资本主义的一切。
这种狂欢为自己准备好了自我爆炸的炸药。198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是个禁区，但如果冷静理性地看待，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浓缩的1980年代的中国的历史甚至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然，像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一样，青年人在那个夏天扮演着主角，他们不仅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通过这种方式要求什么，他们只是在参与。他们从革命开始，革命的热情渐渐冷却后，变成一场广场上的集体狂欢，人们几乎是在以娱乐的态度对待一场如此严肃的政治社会运动。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回顾，那场我们今天如此重视但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并不严肃对待的政治社会运动更像是一个告别仪式，既告别自己放荡不羁的青春、进入正在悄悄降临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也告别了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回到“与世界接轨”的“漫长的19世纪”。
电影《颐和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急切、迷茫、冲动、暴躁，当然还有背叛和对道德的蔑视。这种品质不仅是1980年代的中国的品格，也是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的品格。当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逐渐成为往事时，“告别革命”的声音很适时地出现了。革命的20世纪随着出生在革命年代的人们步入成年阶段，也告别了中国历史。
从此，中国进入了“躲避崇高、渴望堕落”的1990年代。所以，我们在1990年代看不到飞扬的青春的激情，甚至看不到年轻的躁动不安。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了真正告别了革命的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历史毫无兴趣，对打倒苏修美帝解放全世界也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个资本主义悄然到来的时代里安顿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前辈们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宏大抱负，想的只是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晚清开始的中国如果说是从家里走向广场的时代，1980年代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余晖晚照，酝酿着从广场退回到家庭，而1989年夏天的事件不过是一个盛大的宣告这个过程完成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说法，1840年到1911年是现代中国的胎动期，1911年到1949年是少年期，1949年到1978年是青年期，而1980年代则恰如二十七八岁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1990年代以后就是已经进入中年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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