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法律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依法治国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现阶段却不是那么回事。
法律是基于市场经济而发挥作用的。而我国依然是公有制为主体，所以，法律在我国社会调整机制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也就是说：权 》 法。
这也是为什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人们更多要采取上访的手段。
因为政府在宪法地位上来说是“人民的政府”。
而在国外，比如美国，政府代表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
美国民主党群众基础主要是劳工、公务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少数民族和黑人。
美国共和党群众基础主要是郊区和南方的白领工人和西部牛仔及我们常在电视里看到的目中无人的美国人，一些年轻人。
法律往往是两党博弈的工具，相对来说具有独立性！
试举一例分析：
徐计锁、王金全、黄仁良、常佳斌、栗汉太是山西省潞城市某村村民。居住地在市宾馆和旧国税局对面路北第一排和第二排。
前排徐计锁、王金全与后排栗汉太、常佳斌、黄仁良自1986年以来相邻权纠纷不断，多次发生过群体暴力冲突，并且因此还打过官司。
经调查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在1986 年以前徐计锁、徐阳锁、徐金锁所在的前排房后存在一片空地，空地上野生出一些树木，政府相关部门未对此地作出明确规划。
徐计锁采取私建围墙圈地的办法，企图占有自家后墙之后的空地，导致道路狭窄，阻碍了栗汉太、常佳斌、黄仁良的出行。在1986 年后，徐计锁取得了林权证和土地证。但是徐阳锁、徐金锁房后的林地始终未取得林权证和土地证。
王金全采取扩大后墙根基的办法侵占了 1.5米 左右的空地，阻碍了黄仁良的出行。黄仁良抬高路基进行报复，又影响了栗汉太、常佳斌的出水出行，侵害了王金全家的居住环境。
后排村民栗汉太、黄仁良私自向前侵占了一定的空地，常佳斌被迫跟进，这也进一步导致道路狭窄，出行更加困难。其中栗汉太、黄仁良已在所侵占的空地上建成永久性建筑物。
该问题涉及国土、林业、水利、城建等多方面的关系，村委会、国土局都曾进行过调解，甚至采取过法律手段，但无法妥善解决。
因为这片空地，这块无主（实际应该是集体或国家）的肉的诱惑太大了，村民们除了极个别人之外，能咬一口就一定要咬一口。
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
第一， 村民们不要命地争夺这片地，原因就是国家长期以来刺激而形成的追逐经济利益的驱动力；
第二， 村民们敢于争夺这片地，原因就是政府忙于追求鸡的屁，对本职工作本末倒置，忘记了为人民提供一个和美的生存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农村基层工作变成了小事；
第三， 政府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贪污腐败，在本事件中，徐计锁之所以能够圈地成功，取得土地证，那是因为他的长子徐爱民就是当时的土地勘测员，他家的宅基地就是自己勘测的，那岂不是想占多少就是多少？可以说，如果本事件要解决，国土局是第一被告；另外，徐计锁能够把野生的树木写进他们家的林权证，这里边也一定有幕后交易，如果要打官司，林业局就是第二被告。居民们非法乱建，又得不到惩罚，城建局存在失职，成为第三被告。
第四， 民无法告官，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依靠家族势力用群体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政府在挑战村民们的承受极限。
大家可以看到本案例是无法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
几乎每个村民都是原告又是被告，例如，栗汉太出行受到了影响，他应该去告徐计锁，但是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土地的侵占者，他不敢去告。王金全受到了黄仁良的侵害，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土地的侵占者，他不敢去告。
如果谁要告，那他就得告一大片。什么活都别干了，每天打官司吧！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仇恨的滋生，非常恐怖。像这样的实例在农村比比皆是， 政府再不能忽视了，官员们再也不可以在旁边看热闹了，必须去解决了！
不要再怪老百姓上访了，受害者往往就是弱势群体，怎么能对付得了那张“铁网”？老百姓自己对付不了怎么办？只能找政府。
政府责无旁贷！！！
俞正声说：领导干部不尽责就是失职 是消极腐败
“我们应该看到，所有制的多元、价值观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多元，必然反映到党内，导致部分人员宗旨意识淡薄、个人主义膨胀。一些领导干部党性原则不强，奉行好人主义，甚至搞‘亲亲疏疏’，对班子和干部队伍中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敢抓、不敢管，对一些违纪违法现象不斗争、不批评、不制止，纪律松散、软弱涣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正之风比个别腐败案件危害更大。少数干部工作干劲明显不足，一些同志小富即安，沉湎于天伦之乐，游逸于山水之间，只思无过，不顾大局，不求进取。一些同志事业心、责任感不强，见困难就躲、见矛盾就藏，不愿攻坚、不敢碰硬，办事拖拉。所有这些说明，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是严重的，它极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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