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做了一场题为《社会平等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学术讲座。他一反许多主流精英的观点，认为社会平等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这无疑给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姚教授还认为学术批评应该直接指名道姓，不应该搞匿名批评，但反对以学术批评的名义进行任何人身攻击的行为，这些都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不知姚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员）和有良知的学者的坦荡胸怀。类似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这里我有两个同他不同的想法，很希望同姚教授商榷一下。
第一、 姚 教授提出了一个“中性政府”的概念。认为，中性政府就是在社会集团之间保持利益中立的政府；又认为中性政府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且中性政府更愿意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高的阶层；还认为，政府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都是危险的。不知我对 姚 教授观点的表达是否准确？
姚教授的这些观点我是不敢同意的。因为它抽掉了在阶级社会里政府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绝不是其他任何仁慈的东西。而政府恰恰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国今天的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私营企业主与其雇佣工人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当今国有企业中那些拿几百万年薪的老总们同企业的普通工人也很难将他们看成是一个阶级的人，郑州的那位质问记者是为共产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局长大人同老百姓显然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更不要说一些买办汉奸精英们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了。尽管这些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政府也只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同样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对此不承认是没用的。它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呢？怎么可能在社会集团之间即各阶级之间保持所谓“利益中立”呢？ 姚 教授认为中性政府更愿意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高的阶层，当然就不会愿意分配给生产力低的阶层啦！可这样一来，所谓“中性”云云岂不大打折扣了吗？而且谁是生产力高的阶层，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的看法也很难统一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或生产力高的阶层。可我们的政府真的能听 从姚 教授的意见而更愿意把资源分配给工人阶级吗?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几千万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弱势群体”这档子事情了。还有， 姚 教授认为“政府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都是危险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政府同工人阶级结盟，甚至同工人阶级紧紧地站在一起、且干脆把工人阶级看成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样做也是危险的吗？
第二、在回答有听众提出主流媒体报道，我国公民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高的一个危险的高位，4000名贪官就卷走了500亿美元的财富时，姚教授说，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比我们还要严重。言外之意是腐败现象任何时候都是很难避免的。老实说，姚老师这一观点不是姚老师一个人的观点，恐怕我国今天大多主流媒体都会抱有这一想法吧？这使我深感痛心。要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呢？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当时的伊朗王国的一位和我国十分友好的公主来访，我们的一位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的服务态度不太好，引起这位公主的不满。这件事情被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批评了那位服务员，并亲自向公主道歉。公主回答说，没关系，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事情也会经常发生的。这本来是一句入情入理的话，可周总理却觉得大伤自尊，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把我们自己降到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水平了呢？可到了今天，一些人一旦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心里恐怕不知道会有多舒坦呢！真不知我们的道德水准怎么会跌落到如此地步！这正像一位家长指责自己的儿子这次考试为什么只考了十几分，儿子大言不惭地回答：考了十几分还少啊？还有只考了几分的呢？难道我们只能有这么一点出息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问一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和古巴的腐败问题也像我们一样严重吗？早在我们的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伟大的毛泽东就未雨绸缪，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保持两个“务必”；提出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不敢腐败和不能腐败；建国后，老人家又同意对两个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的贪腐官员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杀了两个人，挽救了千万人”。此后，一连二十多年，包括所谓“十年动乱”期间，我们的政府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这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说明腐败问题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甚至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但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现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到了今天，正如 姚 教授所引的一句戏言所说，我们的腐败问题已经达到了“将所有官员挨个杀，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又一定有漏网的”的地步，我们对成克杰这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样的高官都判处了死刑，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谁知道却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我们的主流精英们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但对最近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的打黑反腐除恶行动却显得顾虑重重，甚至痛心疾首，生怕重庆反腐走上所谓运动化道路。可是，如果通过运动化真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精英们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我很愿意就以上两个问题 向姚 老师请教。错误的地方欢迎 姚 老师和网友们批评，批评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正像 姚 老师所说，只是别搞人身攻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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