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不从，打之。打伤则伤，打死则亡。打是一定要打的，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天意。既不追求被打人死亡，也不避免被打人死亡，这种态度是对被侵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主观上属间接故意，罪名应认定为故意杀人，怎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行为人，对被侵害人死亡的态度，既不是希望，也不是放任，其行为意图仅仅是伤害，对被侵害的死亡结果持反对态度，因此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因强拆而殴人与普通斗殴也有很大不同。普通斗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于是便比划比划，双方实力对比通常差别不大，半斤八两，彼此彼此，因此也不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一方仅是打，而另一方仅是被打，并无还手之力。因强拆而殴人，情形则恰好相反。殴人者不仅人数远多于被殴者人数，且打手们也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身强力壮，事前往往还经过认真谋划，所以被殴者基本上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幸运一点或机灵一点的，或许能选择逃跑，否则非死即重伤几乎是必然结果。
强拆或与强拆类似事件中，使用暴力之情形由来已久，但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久很久以前，强拆之时，往往是来一群大沿帽，“咔嚓”往那一站，如果被拆迁人听话还则罢了，不然也是要动手的。现在不行了，时代在进步，法治、权利观念深入人心（据说），大沿帽一般不来了，叫都叫不来，换了不着制服却有制形的人。原来的人会声称他们是某某局或某某所的，现在一般是某某拆迁公司的。员工要留光头，小衣襟，短打扮，短装的扣子要敞开两个，袖子要挽起一半来，以便露出纹身，这是拆迁公司员工的制形。无论是打死还是打伤，均与某机关无涉，机关领导当然不会让他们去打人，更不会让他们把人打死。虽说是为了公共利益，拆迁是必须的，应当讲究方式方法，不能粗暴，要和谐拆迁，实在不行，非强制不可，那也一定要和谐强制拆迁。这是不是真的？不甚清楚，反正每次出了事，镜头前面那保养甚好的脸是这么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制形的拆迁公司还是为建设法治国家立了大功的，毕竟打人伤人的已经不是大沿帽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有人认为，有制形的拆迁公司员工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这是一种误解。真正心狠手辣的人，不必着制形，何必这么招摇呢？之所以要有吓人的制形，主要是为了吓唬。被拆迁人虽然害怕，但一旦拆迁成功，自己不仅要失去遮风挡雨的地方，甚至可能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所以是怕无可怕。就算被打死吧，地方也不能挪，挪了的结果不见得比被打死好多少。吓唬是拆迁公司赖以吃饭的玩艺儿，如果这着不好使，他们可能就没饭吃了。没办法，便打死一两个，杀鸡骇猴。老大说，“兄弟，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亏待你的家人的，为了哥哥，干吧”。于是便出人命了。
强制拆迁，是一种强制。除了国家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组织或受国家机关委托的组织，没人有权对他人实施强制。以强制拆迁为使命的搬迁公司是怎么生出来的？打人、伤人、杀人等违法不说，仅仅由其来进行强制就违法。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存在呢？如果打人、伤人、杀人等行为，有关部门以不知为借口而推托责任，那么其实施强制的事情可是广泛存在的，怎么就不见有人出来放个屁呢？
拆迁公司工作模式就是这样，没有打、伤、杀，拆迁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只要拆迁公司存在，强拆打人、伤人、杀人的事还会出。不仅会有打、伤、杀，而且这些兽行还必将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别忘了，争强斗狠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恐吓，恐吓的唯一方式是残忍。
司法实践中，斗殴者致人伤害一般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般认定为故意杀人（间接故意），为何在强拆出人命时就改成了故意伤害致死？这很令人费解。对个案进行分析或许意义并不太大，但这已经不是个案了。强拆者与被拆迁者，谁更强大，这无需回答，如果我们的权力机关再去支持已经非常强悍的强拆者，那么被拆迁者真是没有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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