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与此类似、或甚至更为严重的侮辱性事件，近年来并不少见。
以“下班搜身”为词条点击百度，即可见到“无锡一外企女工下班离开一律要搜身”、“山东莱西7千员工3年天天遭下班搜身”、“上海一药房员工遭遇上下班搜身待遇”、“女工下班被两脱内裤搜身，保安称是业内惯例”、“五星酒店女员工被疑偷顾客钱遭脱光搜身”……而与此同时，围绕此类事件的评论，也无不怒由心生、口诛笔伐。问题是，尽管有如此舆论，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规定，必须是享有执法权的有关机关和部门，才享有搜查的权力，且这种搜查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公安部下发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也强调，“保安人员不得出现搜查他人的身体的行为”。《宪法》第37条更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这种工厂搜身的案例，仍还是时有发生，甚至工厂强行设置安检，已成为恶性惯例。更让人愤怒的是，惯常以“人权”问题诘难中国的西方或所谓“民主世界”，其企业一旦落户中国，却往往又成为肆意践踏劳动者人权的急先锋，且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那么，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不可否认，因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劳动力始终供大于求的趋势与现状，是造成“资强劳弱”的客观原因。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就成为资方无视、藐视法律，粗暴侵犯或甚至践踏劳动者人权的理由。就是说，在我们有《宪法》、《刑事诉讼法》、《劳动法》等明确框定的前提下，假如政府有关监管及执法部门，能站正位置，并切实履行其应尽职责的话，如上述事件等，即使有可能偶尔发生，也会即时制止并予以惩罚，不至于蔓延至今，更不至如众多评论所指，“已成为恶性惯例”。所以，归根结底，问题出在企业，根子却在于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近年来，由于受“唯GDP主义”政绩观牵引，在一些地方，能“招商引资”，就是政绩，能拉抬高统计数字与财政收入，就可以升官升职；而所谓的“维稳”，维的也只是但求资方满意、哪管劳方死活的“稳”。于是，本来就强势的资本方，更成政府及官员谟拜邀宠的“座上宾”，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求职队伍，则使得客观上已然弱势的劳动者一方，其权益在这些地方政府及官员心目中，飘飘然轻如鸿毛。有如此权力的倾斜，本就轻重极不平衡的劳资天平，又焉能不更是呈毫无法治框限的“一边倒”之势呢？
古语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现如今，经常有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说，劳动者要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等等等等，好像之所以出现上述等现象，原因反倒在劳动者，是因其“法治观念淡薄”，先甘于“自辱”了，所以才“而后人辱之”。但面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不禁要问：假如像上述“已成为恶性惯例”的资方劣行，都要靠、或都能靠劳动者自己来制止和惩罚的话，那还要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们做什么？而如由劳动者个人或群体来代行制止与惩罚之责，更还有何“稳”可言呢？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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