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在网上查找些资料；却很意外地翻阅到《长江商报》所评出的2009年国内十大事件及点评。
作为2009年最受公众瞩目的公共事件之一，“邓玉娇案”不稀奇的位列其中。
细读该报对“邓玉娇案”的点评，笔感觉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们先看《长江商报》评论员对“邓玉娇案”的点评：“有网友戏言邓玉娇是这个时代的烈女，但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的就是烈女。
所谓烈女，当指所有在礼制逼迫下而做出拼死抵抗的弱势者。
也就是说，有外部的强力在侵犯这些弱势者，但礼制又需要他们抵抗以保洁身，否则即便是被侵犯，仍然后果自负。
‘烈女’说当然只是戏言，但也多少透露出邓玉娇这类人物的悲哀：不在隐忍中被侮辱，就在自保中走向毁灭。
虽然法律保护了邓玉娇，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偶然的因素，因为并不是每个‘防卫过当’的邓玉娇，都能最终被宣判免于刑事处罚。
这个时代不需要烈女，进一步说，这个时代需要每一个人因为法治而变得强势。
（本报评论员 肖畅）”。
好了！为防该报的评论被误读，劲草将《长江商报》评论员肖畅先生对于“邓玉娇案”的全部评论已转抄于此。
原来在肖畅先生眼中，邓玉娇对邓贵大等的反抗是被所谓的“礼制”所逼迫的！
如果不是这可恶的“礼制”所逼，看来邓玉娇是乐于被施暴的。这就是《长江商报》对邓玉娇案的评论。
这评论可真够悲天悯人的呀！下面我要问《长江商报》评论员肖畅先生：一，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烈女、需要什么？
难道说我们这个时代三陪、小姐还不够多？
还需要更多的性工作者？
二，肖先生所谓的“礼制”指什么？
是指封建礼教还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
如是指封建礼教，邓玉娇如是相信那些东西，她还会到那种地方做洗衣工吗？
如是指传统社会伦理道德；难道行善驱恶、抗暴扶弱不是我们应该所遵循的吗？
三，在面临邓玉娇类似事例时，肖先生应该给邓玉娇们——不，给自己的妻女姐妹们指一条怎样的道路？
是让她们遇到暴力侵害时尽力尽智反抗，还是让她们先接受“外部的强力”蹂躏之后然后再寻求法律帮助？
综合分析《长江商报》评论员肖畅对“邓玉娇案”的点评，从小处说，它违背了基本的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是对邓玉娇及广大善良人们的亵渎。
从大处说，《长江商报》的此番评论所宣扬的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是在毒害整个中华民族。
也许有朋友认为笔者是在拿大帽子压人；小题大作；其实，大家只要将《长江商报》的此番言论从个体角度提升至国家角度就不难发现，七十年前国民政府应对日寇入侵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不正是《长江商报》此番言论的翻版吗？
面对日寇的入侵，国民政府不是采取积极的抵抗，而是寄希望于国联和国际法；结果，国联和国际法都没能帮得了国民政府阻止日寇的侵略，却导致中国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命运；出现了“卢沟桥事变”，出现了“南京大屠杀”、、、、、、。
《长江商报》的文章笔者读过的不止这一篇。
想必该报那篇《重庆“造假门”律师或被冤枉》的报道也曾引起许多网友的高度关注。
从这些文章里笔者读到了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读到了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读到了陈志武的经济学家当然要为利益说话；读到了李庄的辨护者们“律师眼里的正义其实就是穷尽一切手段让自己的代理人胜诉。
”《长江商报》虽然是商报，但这四个字里毕竟还有“长江”两个字。
《长江商报》，你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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