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消除两个误解。
第一，提倡见义勇为不是提倡公民献身。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学习见义勇为者的精神，从来没有哪家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倡公民用肉躯迎向小偷的刀子，让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见义勇为是要量力而行的；见义勇为的精神则是要激发公民对另一身处危境的公民的关爱之心，如果一个人一心谋私，对他人生死从来不闻不问，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如果你不会游泳，就不要跳水救人，这样只会搭上两条性命，但你可以向他人呼救，这与跳水救人同样是见义勇为。如果你怯弱不敢抓小偷，你可以提醒被偷者，这也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总之，“义”字当前，作为社会公民绝不能无动于衷，哪怕只有逐“利”心的十分之一也是好的。
第二，警察不是无所不能的。杨济源抓小偷牺牲了，现在的社会偷盗成风，很多少人归罪于公安部门不作为。公安部门有责任没有？有。按社会职业的分工，抓小偷的确是警察的职责，但警察可以抓住所有的小偷吗？如果我们将偷窃行为放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学系统来看，偷盗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治安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制度问题。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对比后三十年，为什么偷盗几近灭迹，甚至达到夜不闭户的程度？为什么后三十年黄赌毒、偷盗泛滥成灾？——既然如此，为何连见义勇为都不要提倡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甚至像美国那样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治安系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安全根除社会偷盗恶习，也未能防止“9·11”及类似恐怖袭击灾难事件的发生。这说明社会职责的分工存在功能性缺失罅隙，警察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保护每一个公民。在这种职责功能缺失的罅隙里，需要公民互助，需要提倡互助精神，而见义勇为精神只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都有可能某一天身处这种罅隙中。当你或你的亲人不幸跌进这种罅隙时，你是希望别人热心地帮助你，还是袖手旁观？如果你冷静地计算自己行为的利益成本，对眼前他人的困难冷漠地袖手旁观，又怎能自私地要求他人的帮助呢？如此，整个社会便落入了“囚徒困境”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假设他人是自私的，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猜忌，互不信任，结果每个人都遭受了利益的损害。
既然我们消除了误解，又看到了社会罅隙，那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提倡见义勇为，不能提倡公民互助精神呢？在不提倡的背后，是否早就隐含了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是否已经暴露了一种对牺牲者的不尊重？
“尊重”但“不提倡”，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伪的并置？
十几年前，中国的教室里开流行这样一个教育故事：在美国，一个中国留学生抓住了一个正在盗窃其他同学财物的小偷，美国警察赶来后，非但没有表扬中国留学生，反而告诫他：“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抓小偷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从那时起，中国不再提倡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社会公认的傻冒。不提倡什么，是不是也是一种提倡什么呢？它又提倡了些什么呢？
从那时起，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遭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清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作为学生，我们被强行灌服了价值观毒药。这种毒药的药效是将曾经紧紧团结在一起、充满互助精神的中国人，狠狠地打散，打散成分子，原子，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成功被视为最重要的理念。两个人暂时地结合在一起，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别的因素吗？
三十年过去了，毒药的药性达到了最大化：在偷盗、抢劫、打人、强奸的现场，我们都成了冷漠的看客和过路行人。“我”只关心我自己，别人的死活是别人的事，最多也只是警察的事。人人都知道当今的社会风气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没有人肯站出来充当傻冒，除了杨济源这样的汉子。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提倡社会需要见义勇为，需要真正的公民互助的社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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